尽管陶渊明这个名字或许与科学幻想从来无缘，但他确实在某个方面为后世的无数科幻创作者们开辟了先河——成文于一千六百余年前的《桃花源记》是人类历史上最初可以确定具体作者、明确提出了“避难所”概念的文学作品。而“世外桃源”这一意象也在随后的数百年中随着中华文明圈的文化传播而扩散到了整个东亚，并以不同的寓意无数次出现，在整个东亚文明的演化史中添上了不可忽视的浓重一笔。

可是，如果单纯论起“避难”这个概念的话，《桃花源记》可远远够不上第一 ——在全新世中期，随着全球变暖和降水量的大幅度增加，持续数十个世纪的洪水高发期将“浩浩怀山襄陵”的概念深深地烙印在了刚刚进入文明时代的现代智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无数次聚落沦为泽国、收成化为乌有的惨重打击在北温带的各个农耕民族文化中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洪水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慑于自然威力的远古先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载具、试图逃离洪水的肆虐、寻找安全的新家园：巨型葫芦、浮木、巨蛇和大鱼……当然还有源自希伯来民族的、最为经典的方舟。虽然在细节上多有不同，但这些故事都已经具有了“避难”概念的两个基本特征——不可抗力的迫切威胁，以及采用有效途径避免遭受伤害。

就某种意义而言，基于未来学逻辑的科幻文艺作品在本质上正是这些古老传说高度演化的后代——作为人类未雨绸缪心态的映射，“灾难”这一元素在科幻作品中从来未曾短少过。虽然在19世纪末的西欧和20世纪中叶的苏东国家，工业化成果带来的乐观情绪也曾短暂催生过不少“人定胜天”式的科幻作品，但就整体来看，作为科幻主要发展时期的“短促的二十世纪”并不是一个乐观向上的时代——在整个冷战过程中，核大战的阴霾一直笼罩在全人类头上，而也正是在二十世纪，人类充分认识到了资源耗竭的危险、生态环境崩溃的危险，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极端主义导致社会自毁的可能性……在如此多内忧外患的综合影响下，科幻作品中的灾难（包括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往往以“不可抗力”的面貌出现，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类的生物本能规定，在危险面前，有效选项有且一直只有两项：战斗或者逃避（Fight or Flee）。既然对抗这个选项已经行不通;那么很显然，撤到安全地带、伺机东山再起就成了唯一合适的选项。如果在自然界中就有现成的避难所可以躲避，那自然再好不过，但假若真到了“灵台无计逃神矢”的地步，自己动手建造一座避难所也就很有必要了。

在人类历史中，避难所（Refuge）最早的大规模实践是卫城（Acropolis）。它在地中海文明圈从铜石混用时代就开始流行。正如其词根polis所表明的那样，卫城通常位于城邦或者大型聚落附近的地势险要之处（往往是易守难攻、地质结构稳定的岩石山冈），本身就是一座大型要塞工事，并儲存有大量物资，专供城邦公民们在天灾人祸袭来时自保。现代意义上的避难所催生自杜黑提倡的战略轰炸、发展成熟于冷战时代迫在眉睫的核生化威胁。虽然在建筑形制上早已与卫城大相径庭，但在“存储大量物资”、“足够坚固、可以抵御灾害”这几个基本点上却全无不同。而在大多数科幻作品中，避难所直观又有效，自然而然地成了那些不幸要面对花样百出的灾害的可怜家伙们的首选求生方式。

相当一部分科幻作品的受众第一次接触“避难所”概念是通过《辐射》系列游戏。事实上，《辐射》系列中那些脑洞清奇的避难所更像是一系列由偏执狂科学家设计出的社会实验、对于相当一部分选择进去“避难”的人而言并不友好。虽然如此，但它们确实具有避难所（或者更准确地说，冷战时代的核防护掩体）应该具备的一切特点：坚固而难以摧毁、拥有三防系统、具有供居住者长期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物资。这一类避难所在种种科幻作品中是最为常见的（而且通常比《辐射》要正经不少）：《十二猴子》里那些逃过病毒肆虐、苦苦研究时间机器力图绝地翻盘的人类的地下社区，《终结者1》中由过去的城市地下设施改造而成的抵抗军据点，《终结者3》里成为约翰康纳藏身之地的水晶峰避难所，《黑客帝国》里深居地壳最下层、作为人类最终堡垒的锡安城，《美铁之战》系列小说中由核战幸存者们重组而成的美铁联邦，《天地大冲撞》中的地下避难基地，《羊毛战记》中只能通过破烂不堪、正在逐渐失灵的摄像头观测外部世界的地堡……虽然冷战中遍及世界的核阴云最终没有变成落向人类的狂风暴雨，但不可否认的是，核战恐惧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很可能比远古时代的大洪水还要更胜一筹。

虽然传统形态的避难所有着诸多优点，但缺陷也同样不少。

首先，尽管避难所中总会准备尽可能多的生存物资，但归根结底，它们的自持力仍然是有限的。在无法期待救援，也不能主动出击打开局面的情况下，避难所往往最终会沦为避难者们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