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美国女歌手Billie Eilish在迈阿密的演唱会现场中，播放了一段自己慢慢脱掉衣服的视频。她将一直以来大众眼中“中性风格”的宽松衣服一件件脱下，最终露出姣好的身材，用来回应大众对自己的“身体羞辱”（Body Shame）。同一时期，男演员Ezra Miller在某男刊的春夏号中，穿上了一件看不出性别的、缀着亮片的镂空长上衣，呈现着他雌雄莫辨的气息。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不难发现，以这些公众人物为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披上一层“无性别”的外衣：他们有意无意地穿上没有任何性别特征的衣服，不仅将其用来包裹生理上的身体，也同时用来展现内心的真实自己——这就好像是一场猜谜游戏，当我们抛开传统的二元性别概念时，该如何去剖析眼前对象，以及又该如何定义他们。

弗洛伊德在性别角色社会论的研究上提出过“性一元论”，他认为男女两性的性别认同的根本假设在于女性对男性的阳具崇拜。他觉得“当你遇上一个人时，你会毫不犹豫地第一时间对对方的性别作出‘是男还是女’的判断”。显然，弗洛伊德并未预料到如今的这番“去性别化”的现象。在他生活的19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还是一个对性别规范和男女二元性别有着根深蒂固印象的时代：大多数公众的性别判断都是通过着装和个人仪容的选择来实现的，而当他生活在当下，他一定不会如此武断地作出这样的结论。

当然，我们并非是要简单地将“去性别化”或“无性别”的风潮简单地概括为“男装女穿”以及“女装男穿”，在本文中它更像是指代我们抛开对性别的固有刻板印象，主张无论什么性别、甚至二元性别外的群体能够共存于某一个穿衣方式下，就像是我们所有人回归到婴幼儿时期，不用刻意突出性别特征，也不必顾及在文化范式下的着装规则，而是以自由为导向，从着装的自我表态上去寻找自主的权利，并且倡导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美学——这是一种最为“政治正确”的解释方式。对于这一观念，我们自然不会反对，但“去性别化”真的止步于此吗？

“无性别主义”的诞生与文化

在马里兰大学教授Jo Paoletti的著作《性别与中性：时尚、女性主义和性革命》（Sex and Unisex：Fashion，Feminism，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中提到：“在20世纪60年代，无性别主义开始逐渐成型。年轻设计师为新一代年轻人制作服装，这些服装受到了民权运动和性革命的启发。从巴黎（PierreCardin）到好莱坞（《星际迷航》中的制服），设计师们设想了一个平等和雌雄同体的未来——当然是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的限制之内。彼时，在《公民权利法》中平等就业机会条例的推动下，妇女进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这股趋势与女性工作服的兴起几乎是同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重新被公众进行讨论美国宪法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其历史与“无性别”服装的流行程度相当。1972年，国会通过了该法案，当时“无性别”服装的流行开始达到顶峰。当然，这种着装趋势并不是高端时尚的衍生品，而是源于工人阶级的敏感性。

另外，Paoletti提到“无性别”服装的流行是婴儿潮一代对20世纪50年代僵化的性别刻板印象的矫正——这种刻板印象的存在有迹可循，彼时经历了战争时期对男女的社会职业分工有了定式，自然而然地诞生了性别与义务之间的关系，这是特殊时代背景强加给男女的时代任务。在接下来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了上述我们知道的流行文化和社会政策推动的原因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无性别主义”着装的风潮，则是与彼时的亚文化影响下所带来的颠覆时尚有着密切的关系。

某種时尚趋势能够在某一个时间段盛行，往往与彼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这意味着我们要分析“无性别”风潮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巍然成风的原因时，我们就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探讨，前提是暂且抛开后续商业市场的运作，而是单纯从最初的本源开始谈起。

60年代时嬉皮士浪潮崛起的时候，这股浪潮本就是出于对当时陈旧的社会角色和阶级社会进行的反传统主流文化的运动。嬉皮士们无论男女都会留着长头发，穿着色彩艳丽的波西米亚主义衣饰，戴着鲜花——在当时的主流社会概念中，花哨的服装和长发、鲜花都代表着是一种女性化的倾向。

同期，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受Beatnik（披头族）和TeddyBoys（泰迪男孩）的影响，Mods族群体诞生，他们被形容为“一群对时尚着迷，崇拜个人享乐主义的年轻人”，大多出身工人阶级，所以他们渴望离开原有的阶层，打破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着装的态度上经常选择量身剪裁的套装，并且线条简洁鲜明，即便是女孩也会在连衣裙外套上一件极其中性风的外套，会是M-51与M-65美军外套，或者是哈灵顿夹克外套，留着一头雌雄莫辨的短发。

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孔雀革命”（the Peacock Revolution），指的是男性穿上鲜艳色彩、花俏样式的时尚风潮，也是指男性时尚重回色彩与炫耀的一段时期。彼时的这股浪潮对抗的是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男装的“简约印象”——英国心理学家JohnCarlFlügel认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政治革命期间，男子气概发生了重组，并且以牺牲男装的装饰性为代价——即现代男装的风格，它比以往的历史时期少了装饰性色彩，并且款式更加一致，Flügel将其称为“男性大弃绝”（the Great Male Renunciation）。“孔雀革命”恰巧就是要让男性们拾回男装的自由色彩的权利。Paoletti认为这是男性身份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思与重构，也是男性将拥有自身身体是可以被展示的自由权利的夺回。

有趣的是，尽管20世纪80年代用来强调女性身体性感曲线的着装蔚然成风，但依然上有近似男士垫肩大西装的“权利套装”——它诞生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主张女性拥有与男性一样的职业权利和事业空间，下有街头嘻哈群体不分男女的宽松运动服——来自特定群体的共同性。

如果我们结合上述所提到的这些事例会发现，尽管在不同时代的“无性别化”的表象都有着出奇的一致性，大多用于模糊了性别角色的传统印象，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发现这些历史上的雌雄同体风格是文化反抗的一个因素，而并非单纯是在建构性别、定义性别。

“无性别主义”在时尚语境下的解构

抛开文化层面的“无性别主义”是如何与亚文化之间产生的关联，在时尚语境中，“无性别主义”在这一领域中的渗透或许会比我们想象得更为深入——不仅仅是如今我们大众广义上所了解的穿衣风格，更是组成了时装的结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