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反思将激发新启蒙运动

COIVD-19疫情的暴发，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新冠病毒带来的冲击。

作为人与病毒间的全球战争，这场瘟疫并未完全过去。然而，对这场战争的思考，对各国抗疫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检讨却已经开始。最初的关注，集中在为什么有的国家抗疫取得胜利，而许多国家却失败了。

胜疫国有胜利的原因。首先是反应迅速。在疫情突发初期，只有迅速反应，才能在与指数级传播的竞赛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才有可能把疫情压制在局部。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精力，组织全国全社会的力量投入与病毒斗争。最关键的是充分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抗疫。数万医护人员义无反顾、逆行疫区;数十万工人加班生产、运送抗疫物资;千百万公务员、社区人员、志愿者含辛茹苦默默奉献;亿万民众响应号召居家隔离。正是全民投入抗击疫情的行动，最大程度上保护国家的主体——人民，保住了国家财富的生产者和国家市场的消费者，因而容易恢复经济，社会生活也会很快走向常轨。

败疫国自有败给疫情的教训。总结起来，无非是开始重视不够，政府分心于经济和日常事务，政客关心股市、民调，民众关切自身自由;疫情暴发后，又手足无措应对失误，或打算采取“群体免疫”，或纠结于是否采取隔离措施，忽略疫情控制，忽略医护人员保护，忽略医疗防护物资的采集。结果是无法有效阻止疫情全面暴发。人民受到疫情荼毒，遭受严重的生命损失，国家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也会遭受重大打击，可能成为在人类与病毒战争中的失败国家。

未来世界的发展机遇，会更垂青于战胜疫情的“胜疫国”，而“败疫国”则可能落入“群体免疫陷阱”中苦苦挣扎，其复苏之路必然曲折而艰辛。大疫之后，人们的思考会超越一时的胜败，去进一步探索人与病毒的战争为什么会发生，人类该如何去因应必然反复发生的全球瘟疫？

从生物圈的角度观察，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总在不断打破生物圈的原有平衡，会侵入其他生物包括病毒的生态链。据估测，地球上至少存在160万种病毒，而人类目前仅知晓3000余种。即使对这3000种病毒，人们也知之甚少。一万年来的瘟疫史告诉我们，人类定居和对动植物的驯化导致了瘟疫的发生，而城市化进程加剧了瘟疫的传播。就此意义，瘟疫是伴随人类发展的“文明病”。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以及由此进化而来的工业文明，对瘟疫各有各的应对方式。无远弗届的全球化，以史所未见的方式对生物圈造成严重的侵害与破坏，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现代文明，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我们内心知道，随着人类生存范围的拓展，我们迟早或深或潜地会侵入其他物种和未知病毒的领地，只是不知道这些物种和病毒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些反应是否会危及人类生存。还有一些狂妄偏执的人，为维护或扩展自身或小集团的利益，在研究对其他种族造成伤害的生物武器，以对自然的僭妄挑战人类共同的生存底线。近年来频发的全球性疫情，实际上是生物圈发出的对人类的重要警讯，它提醒我们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出于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中国对疫病长期保持着高度警惕。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华文明有与疫病长期斗争的丰富经验，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历朝历代政府对暴发疫情均高度重视，当作关系王朝兴替的大事，尽力设法救治。北宋文献记载，在168年中至少暴发过59次疫情，政府均派出医生甚至太医到疫区救治病人，所需药物费用由政府提供。大一統的政制，自然会体现在全国抗疫的行动中，大政府须承担起国家抗疫的大责任。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尚书》中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维持数千年的民本思想，决定了中国政治家在遇到人与病毒之间战争时几乎本能的政策选择。

2003年暴发的SARS，是人类社会在21世纪遇到的第一场全球流行传染病。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中国遭受了重大损失也得到了惨痛教训：其中分量最重的一条就是面对疫情“生命至上”;与此同时，从现场流行病调查到防治对策，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经验。 在2009年当新型流感H1N1大流行的时候，中国根据应对SARS的经验，采取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为主的公共卫生对策，成功控制住了疫情。此次新冠疫病发生后，中国公共卫生部门在十几天时间里就分离出病原体、测出基因序列、研制核酸检验试剂，追踪密切接触者，调查测量出新冠病毒感染14天潜伏期，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为大规模抗疫奠定了科学基础。在确定武汉暴发新冠疫情后，中国政府采纳专家建议，果断下令“封城”。从回溯的数据看，中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62%在武汉，80%在湖北。封住了湖北武汉，就在全国意义上隔离了传染源、切断了传播途径和保护了易感人群。湖北武汉为疫情做出的牺牲，为全国防疫控疫奠定了基础，也为能够从全国抽调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创造了条件，为动员起在节日停工状态下的世界最大制造体系赢得了时间。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组织下，中国人民迅速动员起来，以参加一线抗疫、生产抗疫物资、严格居家隔离等各种方式，投入到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之中。正是确立了最大程度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战疫目标，中国抓住了疫情暴发尚未扩散、稍纵即逝的机会之窗，把疫情压制在了局部地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以全国万分之0.6的感染率、10万人死亡数0.33人，赢得了抗击新冠疫情的第一阶段胜利。

以公共卫生总体水平衡量，欧美发达国家要比中国强许多，然而若论应对此次疫情的表现，与中国比较则有很大差距。在欧洲最早暴发疫情的意大利，感染率为3.4‰，10万人死亡数为41.6人;英国感染率为2.6‰，10万人死亡数为41.6人;法国感染率为2.5‰，10万人死亡数为36人。即使是在欧洲表现最为出色的德国，感染率也达到2‰，10万人死亡数为8.3人。美国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目前均为世界第一，其感染率为3.4‰，10万人死亡数为20人。欧美国家应对此次疫情的最大失误在于早期不作为，有的甚至打算采取放弃政府责任的“群体免疫”策略。在疫情暴发后，欧美国家也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致使疫情在全国范围快速蔓延。尽管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些国家疫情迄今并未被真正控制住。从现在情况看，病毒很可能会突破他们的防线，致使他们输掉这场战争。

只要对比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在国家抗击疫情行动的背后运行着两套不同的政治原则：一种是民本原则，另一种是资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