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主旋律。虽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但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关系改变的背后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巨大冲击。一个长期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之中并具有优越感的文明，突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史无前例的心理震撼与文化价值以及政治体制频繁遭遇危机的根源。这一冲击折射出了繁荣与落后、富饶与贫困以及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景观。虽然任何一个独立的经济社会体系都存在客观的贫困，贫困也是中国社会在历史上就存在的普遍现象;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贫困是在与富饶的对照下被生产和再生产出的社会经济结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中国的贫困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所形成的全球性二元性问题的一部分。

16世纪，西方开始进入现代世界。在理性主义的驱动之下，一个神秘的未知的自然和人类社会被除魅。除魅使得个体的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创造力和财富效应。西方个体主义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西方学者和思想家认识现代不平等问题的起点。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发展观到阿玛蒂亚·森对贫困问题的认识，都深刻地反映了基于自由主义的个体能动性的财富创造思想。现代西方的贫困问题同样是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果，这一问题从17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到19世纪的快速工业化达到了高峰。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的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引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诞生。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贫困都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内部深化和外部扩张紧密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意义上的贫困在西方是原发性的。因此，西方社会针对贫困也就形成了一系列带有原发性和在场性的解决方案。全世界第一个针对贫困的法案《济贫法》就出现在西方。[1]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下，贫困和缓解贫困被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逐渐形成了富裕与贫困的二元性规范性范式。这一规范性范式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被不断地输出，形成了所谓的全球性知识和实践，并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演化成了现代发展概念。

从启蒙主义到工业化，不仅西方世界内部形成了富裕与贫困的二元结构，全世界也形成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二元结构。富裕与贫困的范式不仅是西方自身政治经济实践的框架，而且产生了富裕的西方和贫困的非西方的反差，激励非西方世界追赶西方文明，并进而发育出了外生性的现代性。在此框架下，西方的知识与实践被认为是全球性和普遍性的，非西方的知识与实践则被认为是地方性和特殊性的。只有按照西方的全球性知识和经验，才有可能从贫困走向富裕，任何地方性的经验和实践都只是局部性的和非系统的，无法具有全球性的指导意义。这是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以来，支配全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而20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大规模减贫的经验，虽远不能说会取代西方的发展教义，但毫无疑问挑战了统治全球发展的规范性范式。

一、中国减贫：地方性实践的内涵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框架下讨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需要避免两个极端的观点：一是中国发生的经济社会转型是采用西方市场主义模式的结果，二是中国的发展完全是自身孤立发展的结果。实际上，中国与世界一直都是相互连接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一直都受到外部世界影响。但是中国在外部世界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一直没有脱离自身的政治社会文化轨道。因此，中国今天的发展变化可以被认为是基于中国社会文化逻辑的、与世界不断互动的历史过程，而摆脱贫困正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不同时间阶段，中国推进减贫所依靠的主要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以及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的减贫成就主要是通过破除制约农业发展的障碍获得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转为主要依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来继续推进减贫。与此同时，快速的经济社会转型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这一背景下出现了精准脱贫这一突破行政、技术、官僚等结构性约束的政治实践。

（一）农业发展驱动下的大规模减贫

中国摆脱贫困的过程交织着中国的农耕文化、社会文化实践、政治传统、西方发展主义经验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形成了所谓中国特色的减贫模式。清末以来，中国的革命者将实现西方的现代化作为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把工业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农民占人口主要构成的农业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基于农耕文化，传统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主体是农本主义，长期的农耕传统支撑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张力，就来源于基于农本主义的传统性和基于工业革命的现代性的摩擦，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

农业是中国农本主义的核心，中国消除贫困过程中最有特色的实践形式就是农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90%以上的农民拥有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这一由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國农本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社会特点所推动的重大社会变革，是在西方工业化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下，解决中国特殊问题的实践。按照原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革命的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而在中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座大山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地主阶级。毛泽东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的理论，是将西方工业革命后产生的进步思想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代表。

1978年，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实践的基础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回归土地改革的原议程，又一次激发了农业的大发展。1978年至1985年，中国农业实现了年均7%的增长率，同时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6.5%，达到中国历史高峰。[2]按照1985年确定的农村贫困线来衡量，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降到1985年的1.25亿，贫困发生率从30.7%降低到14.8%。[3]中国这一阶段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减贫成果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人口80%以上在农村，农民生计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因此，破除制约农业发展因素的政策也就成为有效的减贫政策。基于农业发展减少贫困，看似是一个地方性实践，但其动力则来自以消除不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因此，这也是一个融汇了全球性经验的地方性实践。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推动下的持续减贫

工业化是中国革命者追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孙中山开始的革命者始终将工业化、现代化与摆脱贫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现代中国的发展目标。中国的工业化虽然理念和总体路径都是外生性的，但具体实践却有着很强的内生性和在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