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202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在弥漫全球的新冠疫情危机中，纪念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具有特别的时代含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纪念列宁，讨论的是革命时代的“革命者人格”问题。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阐发的是客观历史进程的必然性，而从列宁到孙中山到毛泽东，我们则能够从这些革命家身上看见强大的能动性与天才的创造性，正是这些伟大革命家身上体现出的“革命者人格”，使得历史进程得以重新塑造。

当下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被许多论者引向集权政治与宪政政治的比较。而本文作者认为，如果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看不见中共从革命战争年代便建立起的“以人民为中心、组织人民、动员人民”的动员力，看不见中共至今仍然高效运转的基层组织与社区组织，就无法解释中国抗击疫情的惊人成效。而这些，恰恰是许多西方国家所不可能具有的能力。

今天纪念列宁，在于从列宁的“革命者人格”上汲取更多的政治能量，借以改造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者认为，当代的政党政治都在出现“官僚化、去政治化”现象，必须重新寻找新的政治能量，建构新的政治愿景，使领袖-政党-人民之间形成紧密联系又互相促进的能动性关系，如此，才可能建立新的秩序。

“现代君主”与革命者人格

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垮台之后，全球各地出现过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拉丁美洲的21世纪社会主义浪潮，东南亚如印度、尼泊尔的农民武装斗争，试图继承20世纪的革命遗产，但在新的条件下，其前景并不明朗;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所谓转型國家，社会抗议、“占领”运动、劳工运动和规模巨大的反抗浪潮，也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冷战终结后的“去政治化”状态。社会不平等、金融危机、瘟疫流行、生态灾难，以及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的治理危机，有关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讨论此起彼伏，然而，尽管衰败的征兆不断涌现，“薄弱环节”裸露无遗，但能够熔断这些环节的政治力量似乎远不如疫病来得有力。当代世界的政治图景尚未摆脱20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阴影。

新自由主义浪潮催生了右翼保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浪潮，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一浪潮中失去工作和保障的劳动者成为右翼政治的支持者。当自由派悲叹民粹主义上升的时刻，左翼运动理应自问为什么会因为失去“锈带”地区劳动者的支持而陷于无力状态？层出不穷的抗议运动为什么缺乏清晰的政治能量，却每每陷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身份政治的陷阱？除了先锋党和大规模阶级运动的退场之外，领导力的软弱、左翼理论中战略策略讨论的匮乏，以及围绕具体的社会变革道路的路线辩论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现象。而围绕政治路线、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策略的理论辩论，从而在劣势条件下获得领导权正是20世纪的政治遗产。

如何理解革命或变革运动的领导力？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应该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作为一个政治思想体系的实例来加以研究，这种政治思想体系既不是一种冷冰冰的乌托邦，也不是一种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种对于分散的人民起作用的、使他们产生并组织集体意志的具体幻想的产物……”[1]他论述道：

马基雅维利所探讨的是，一位想要领导人民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这部书立论严谨，逻辑上无懈可击，识见超脱，学术上独树一帜，临到结尾，马基雅维利同人民结合在一起，自己成了人民，但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马基雅维利通过在前面的叙述予以说服了的人民;这种人民的意识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得到表现，对此他本人是意识到的，他感觉到自己与人民的同一性。[2]

葛兰西认为“现代君主，神话君主，不可能真有其人，也不可能具体指哪个个人”，而是“政党，这是一种基本细胞，其中包含着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集体意志的种种胚芽。在现代世界中，只有那些间不容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当机立断的历史政治行动，才能由具体的个人以神话方式加以体现”[3]。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灵魂。然而，由于现代政党与国家权力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从而政党国家化、政党官僚化、政党去政治化或政党机会主义几乎总是伴随着政党的历史。如今政党的组织框架及其在国家体系内的位置依旧稳固，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已经提前终结。[4]熟悉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曲折道路的人同时也会发现，那些在间不容发的历史时刻，以神话方式完成其使命的个人既是政党的领袖，又不能等同于政党体制本身：在许多历史关头，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常常与自己的政党及其主导路线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通过持久的、有时是残酷的理论和政治斗争，才获得党内的领导权。这些连绵不断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也正体现了列宁的领导风格，即在最危险、最艰难的条件下，也必须坚持党内民主，扼杀公开和坦率的党内辩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扼杀了作为党的生命的民主集中原则。在1901～1902年写作的《怎么办？》一文的开头，列宁将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一句话写在文章的前面：“……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而党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则是党的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5]如果梳理列宁的理论斗争，我们可以将他的党内论敌排列出一个漫长序列：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亚·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季诺维也夫、考茨基、卢森堡、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毛泽东在晚年甚至将自己与党的体制对立起来，声称自己一个人与人民站在一起。这虽然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述，但也显示了在某些特定时期和特定关头，革命者甚至党的领袖与党的体制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刻紧张乃至对立或孤立状态。那些具备革命者人格的领袖人物（但并不限于领袖人物）也正是推进政党的自我更新、重建政党与人民关系的政治力量。因此，政党、人民与领袖的三者关系充满了张力，而革命者人格是通过献身斗争以维系和改善这一复杂关系的关键环节。葛兰西将领导权问题归结为社会集团领导作用的两种形式，即“统治”的形式与“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政党通过体现人民的意志而夺取领导权，也通过夺取领导权来体现人民的意志。但是，先进政党在夺取“精神和道德领导”亦即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政党内部通过激烈理论斗争以重新确立自身的目标、纲领和战略的过程，革命领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并起着重塑政党的政治作用。

在工人运动、阶级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衰落的背景下，重新探讨革命者人格（尤其是革命领袖的人格）在20世纪政治中的作用，对于推动当代世界的重新政治化而言，不是没有意义。在中国革命中，最为经典的例子便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诞生和《论持久战》《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论著的发表。然而，在21世纪，由于全球和区域的条件不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早期经验已经难以重复。2008～2009年间，我曾有机会深入尼泊尔和委内瑞拉的营地和乡村做些调查，不由得对这两个由左翼执政的国家及其政治运动进行对比：尼共（毛）拥有十年人民战争的经验和相对成熟的政党，这是查韦斯所没有的。他的政党只是为了适应选举而匆忙组织的机器，其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人物;但相对于他的政党，查韦斯却是一个有理论视野和战略战术的政治家和魅力领袖，他通过与民众的直接互动，越过官僚政党的藩篱，力图在石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维持其政治的激进性。查韦斯政治的脆弱性源于其政党的脆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魅力领袖的过度依赖。与之相比，进入议会斗争时期的尼共（毛）是经过“十年人民战争”锻炼的政治组织，拥有雄厚的民众基础、干部队伍、组织结构和军事力量，但这一较为成熟的政党却未能涌现出富于远见、立场坚定、战术灵活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发展出成熟的关于当代世界和尼泊尔现实的理论和战略。在议会政治的框架下，激進政党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其领导人物无力通过与民众的互动重构人民政治，从而必然导致政治斗争的失败。[6]在过去十余年中，两国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透过尼泊尔与委内瑞拉的不同经验，从一种比较视野观察成熟的政治领导权的形成条件，我似乎从领袖、政党、人民的三者关系中也看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某些症候：政党与国家连体，逐渐从一种大众性运动的领导者蜕变为官僚体制的统治者和管理者。为了维持政党与群众的有机联系，毛泽东诉诸个人的威望，号召群众对党-国体制开战，个人威望在群众运动中达到顶点，却未能形成领袖-政党-人民之间的张力与互动，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有机的，其结果是国家逻辑取得支配地位，政党通过进一步融入或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制，延续革命时代的组织动员力量。中国在紧急状态中呈现的超强动员力和组织力与这一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作为这一动员力和组织力源头的政党与其说是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不如说是国家的组织和动员机制。

在动笔写下这篇纪念列宁的文字之初，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有关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和薄弱环节的理论。这个理论为20世纪中国革命提供了方向。然而，稍作重新阅读，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不被他身上凝聚起来的、属于他的时代的一种独特的人格类型即革命者人格所吸引。在漫长的中国革命中，列宁形象建立在两个方面，即革命者人格和对东方革命的理解，而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如何理解革命者人格？托洛茨基在谈及查苏利奇的道德力量时说：“革命者”这个概念对她具有超越阶级内容的独立意义。他举例说，有一次与查苏利奇谈及“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提法，但查苏利奇遗憾地否定道：“这不对。”又带着伤心的口吻提出：“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是革命者。”她又补充说：“当然，可以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如果把所有没有地方摆的人都列入小资产阶级的话。”[7]

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种独特力量，在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的状况下，能够以巨大的能量推动革命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者就是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