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爆发黑人暴乱，虽因种族歧视而起，但其实是近两年来全球各国民众示威抗议的延续，深层次矛盾仍是贫富差距。而制造业外迁一直被认为是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便已经开始推进制造业回流。新冠疫情、中美贸易谈判、美国制造业回流，多重因素共振引起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或不可避免。美国与中国在新技术的脱钩，局面也已非常清晰。

从通用电气的回归，看美国制造业回流趋势

坐落在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工业园区的通用电气，是电气技术革命的产物，其百年浮沉也呈现了美国制造业兴衰的全景。

1892年，正值电气技术革命的风口期，爱迪生电灯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电器公司合并，成立通用电气，起初主要生产电风扇、火车和X光机等产品；1942年开始生产喷射发动机。二战后，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居民住房拥有率的提升，家用电器开始加速扩散，通用电气也因此走向辉煌，股价、盈利不断创新高。到1973年，其园区雇工人数达到2.3万人的峰值，随后工人数不断下降，到2011年初降至1863人。

导致通用产业不断外移的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家电市场的饱和：电炉和冰箱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趋于饱和；进入70年代后，空调的扩散速度明显下降；彩电的扩散在80年代开始放缓；另一方面，还有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激烈竞争。

1994年12月，通用电气（中国）在上海注册成立。至今，其96%的员工、90%以上的管理层为中国人，在中国拥有近2500名研发及工程技术人员和8座世界一流的实验室。但是，从2012年开始，通用电气开启了回流本土进程。其首先将热水器生产线搬回至肯塔基州，除此之外，落地玻璃双拉门冰箱、不锈钢洗碗机、前置式洗衣甩干机等制造环节都陆续迁回肯塔基的电器园。仅2012年，电器园雇工人数就增加了1700人，总人数达到了3600人。这个过程或许才刚刚开始。

第一次石油危机是美国制造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制造业人数开始下滑。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约2000万；到1989年，美国政府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制造业；2008年，前者达到后者的两倍（图1）。

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原材料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是来自欧洲和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竞争，再加上市场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和环保、劳工安全等监管规则的差异，外迁被视为保持竞争力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殊不知，迁入地不会永远从事分包和外包业务，等到本领学会了，就变成了竞争者。

美国反思与全球化逆转

回望这一历程，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位思想家”的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总结道：“美国制造业的兴衰源于它的内在优势、辉煌的成就、难以名状的轻率和自作自受式的失败。”

斯米尔所说的“优势”，是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就”是指从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到20世纪70年代统治地位的确立。“轻率”指的是盲目的乐观、无畏的自信和浮夸的傲慢 美国轻率地认为：低端制造环节的外迁不会影响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向服务业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性的体现；源源不断的创新和新产业的诞生所带来的新就业，会弥补落后产业外迁造成的就业岗位损失；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了更多的产出，恰恰体现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反映出的美国教育的退化不足挂齿；从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并得以维持，是美元“嚣张的霸权”的体现；在历经近百年的贸易顺差后，面对1971年第一次贸易逆差，以及1985年首次对中国的逆差（仅600万美元）时，美国政策当局都没有太在意。

所谓“自作自受”，斯米尔指的是工会的力量、频繁而持久的大罢工，以及严格的劳工和环保规范等政策，削弱了美国企业的议价能力，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只需问热爱自由和维权意识强的美国工人能承受免费加班吗？

美国制造业从兴起到萎缩，时隔一个世纪。反观中国，凭什么相信“世界工厂”地位牢不可破呢？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建立和重构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以年为单位来思考这个问题，必定是短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