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严复的沉重转身-葫芦时刻

晚年严复的沉重转身

作者黄立斌

发表于 2020年7月

一

严复晚年住过的故居，在福州“三坊七巷”的郎官巷。1920年，严复回到家乡后就一直居住在这里。回到福州的前一年，严复曾在上海写下一首诗。

怀阳崎

不反阳崎廿载强，李坨依旧挂斜阳。

鳌头山好浮佳气，碕角风微蔟野航。

水鸟飞来还径去，黄梅香远最难忘。

何从更作莼鲈语，东海如今已种桑。

阳崎是严复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严复的父亲严振先以行医为生，为人宽厚，可惜嗜赌如命。在严复十四岁时，严父在抢救霍乱病人时不幸感染。命运夺去了严父的生命，也夺去了严复走科举道路的梦想。父亲病逝，家道中落，严复不得不退出私塾，与母亲相依为命，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严复一生漂泊沉浮，离开阳崎已有二十年之久。这里斜阳依旧，风景正佳，鳌头山山水环绕，水鸟飞来飞去。可想要寻找当年的记忆，却已经沧海桑田，徒留下无限的思乡之情。

衰弱残年，时日无多。严复吩咐长子严伯玉，自己死后要安葬于此，足见他对阳崎这片土地的热爱。严复逝世后，家人将他和原配妻子王氏合葬在阳崎鳌头山，让他们长眠于这片怡人的山水中。墓前有严复自书墓碑“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还有一幅横屏写着“惟适之安”四个大字。严复一生经历繁多，随西风去往遥远的英国，看过京师的繁华，经历甲午海战的耻辱，也看到大清王朝的覆灭、辛亥革命的风起云涌……一切的喧嚣过后，落叶归根，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离去混乱的时代，安享生命最后的时光。

福州是严复所牵挂的故乡。晚年归隐家乡，住进郎官巷，为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光寻找一分宁静。但他的心根本无法平静，郎官巷的这处住宅原本是故人林旭的家。戊戌变法失败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惨死于北京菜市口，他的妻子沈鹊应服毒随夫而去。沈鹊应是晚清名臣沈葆桢的孙女，她的父亲沈瑜庆是同光派闽派重要诗人，都是和严复有过密切交集的人。出自书香门第，沈鹊应对林旭的真情可歌可泣。据林纾《剑腥录》记载，沈鹊应在丈夫死后曾写过一副挽联，以表心志：“伊何人？我何人？全凭六礼结成，惹得今朝烦恼;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林旭夫妇逝世后，郎官巷的这处住宅一直空置着，没人敢买。严复回到福州，时任福建督军李厚基买下林旭故居，重新翻修后送给他居住。

故居分为主座和花厅，迎门而进是一座木构三间排的小楼，中间是正厅，两边为左右厢房，廊西有小门通往花厅，花厅楼上是严复的卧室。生活在林旭夫妇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严复的思绪重新飘向二十二年前，戊戌变法失败，感念维新志士遭受迫害，严复曾悲愤地写下这样一首诗：

戊戌八月感事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戮，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莫谴寸心哀。

首联的“翻”、“误”二字反映出严复的矛盾心理，愤愤不平地追问，这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吗？如果是，为什么寻求变法图强的维新志士会惨遭杀害？光绪皇帝算是一位明主，他支持维新变法，却反而害了他们的性命。严复笔锋尖锐，颔联指责慈禧太后垂帘弄权，幽禁光绪，假传圣旨称皇帝有疾，致使变法失败，将“戊戌六君子”斩首于菜市口。颈联引用《诗经》“风雨如晦”的典故，暗指社会黑暗，政治局势动荡。尾联，严复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孔子曾想去晋国当官，在渡河的时候听闻晋国一位贤明的大臣窦鸣犊被杀害，感到非常失望，决心永不为晋国效力。严复效仿孔子怒不仕晋，继承维新志士们的遗志，翻译西学以启蒙民智。

二

距离郎官巷不远的宫巷二十六号是晚清名臣沈葆桢的故居。回到三坊七巷，严复很容易就回想起自己的恩师沈葆桢。

少年严复在父亲病逝后不得不退出私塾，正当灰心丧气之时，左宗棠在福州创办新式学堂求是堂艺局，后改名为福州船政学堂。根据学堂的章程：凡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每月给银四两，成绩列为一等者，可领取赏银十元。严复抓住这一机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式学堂。主考官正是身任福州巡抚的沈葆桢，他对严复的答卷《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大为赞赏。饶有意味的是，新式学堂培养海军军事人才，所试题目却是论“孝道”。后来，严复在给沈葆桢之子沈瑜庆的诗中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尚忆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

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船政学堂的工作就交给沈葆桢负责。学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船政人才，制造兵轮，服务大清海军事业。严复学的是驾船，因为船政驾驶的技术以英国最为先进，所以必须学习英文。昨天读的还是经史子集，今天就转向ABC的英文学习。严复在学堂度过五年时间，接触到与私塾教育完全不同的自然科学知识。求是堂艺局草创时期，借助城南定光寺为学舍。沿定光寺两旁的走廊拾级而上有一座白塔。塔影幽深，微微灯光照亮严复晨夜苦读时的书卷，也照出他未来的方向，未来的方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英吉利海峡。

五年期满，严复以优异的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派到军舰上实习。1874年，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在台湾登陆，悍然侵略我国领土。清政府令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负责台湾海防。严复随沈葆桢到台湾，在中国军民合力协作下成功击退日军，于同年10月与日本签订《台事专条》。在此之前，严复曾随“扬威号”到过日本，让日本人大开眼界。此时的大清国力尚能击退日本，但没想到，日后再与日本交手时，竟是另一番景象。

中国船政事业的发展需要依托洋教员，为了培养自主创新的人才，沈葆桢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奏议，派留学生到英国学习先进的水师兵法。严复是清政府派遣的第二批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留学期间，严复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各门成绩都是优等。更为重要的是，严复广泛地接触资本主义社会，亲身感受西方现代思潮。十九世纪的英国国力强盛，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更让严复深知自己肩负的时代重任。中国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社会制度、文化教育、科技水平还有思想观念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学习英国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对严复的思想冲击巨大。值得一提的是，严复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连驻英大使郭嵩焘都称赞他的英语“胜过译员”。严复可以熟练地和英人交談，博览外文书籍，为他日后翻译西学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

结束英伦两年多的留学生活，严复回到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再次回到恩师沈葆桢门下。不料，在严复回国的几个月后，沈葆桢不幸病逝。沈葆桢是严复人生道路上的“伯乐”，是他录取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也是通过他的奏议，严复才有机会出国留学。如果没有沈葆桢，没有福州船政学堂，或许严复就在家道中落后碌碌无为。沈葆桢的离世让严复悲痛万分，同时也是严复事业的转折点。

归国第二年，经过陈宝琛的推荐，严复调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是李鸿章在天津新创的海军学校。一直以来，沈葆桢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造成分庭抗礼之势，但沈病逝后，全部的海军势力便逐渐落入到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中。在沈葆桢门下，严复可以得到重用，但在李鸿章门下，严复个性狂傲，与李鸿章未能相处融洽，无法完全施展自己的才能。

在北洋水师学堂供职期间，受到李鸿章的严密控制，严复处处碰壁。仕途坎坷，严复过于消沉，一度竟染上鸦片之习。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严复思维超前，与李鸿章的思想格格不入。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看来，购置西洋器械，建船厂，造军舰便可达成“自强、求富”的目的，因而疏于对海军军事化的管理。严复考察过英国的海军制度，认为仅采用西方“技艺”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在制度上革新，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制度体系。但在京津官僚体系下，严复目睹了官场的腐败无能，他倍感失望。

病急乱投医，未曾想到，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严复，竟会寄望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一边给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讲解先进科学知识，一边拜在吴汝纶门下苦练八股文章。1885年，怀着复杂郁愤的心情，三十三岁的严复回到福建参加乡试。他自信文章过人，定能高中，但事与愿违，居然名落孙山。但这并没有浇灭严复的激情，此后的几年里，他依然坚持科举晋身的道路。在三十六岁和三十七岁时，先后两次参加北京顺天府的乡试。四十一岁时，又回到福建参加乡试。总共四次参试，四次落榜。

甲午战争让国人醒悟，也让严复从科考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国竟败给了近邻日本。北洋水师前后经营数十年，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严复知道清朝海军与西方的差距，但没想到在日本面前竟会如此不堪一击。

中国不得不变，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刊登一篇《论世变之亟》。文章将矛头指向千年以来的圣贤之道。西方人以今胜古，中国人却裹足不前。中国之所以无法进步，就在于过分崇拜圣人。严复以强烈的危机意识抨击顽固守旧的思想，揭示出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根源在文化学术。考察中西方的差异，他强调造成中西之間根本差异的根源在于“自由”二字。“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与维新运动交相呼应，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遗憾的是，维新运动短短只有百天，光绪帝被囚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他维新派人士或遭捕杀，或流亡异国，变法失败令严复极为悲痛。而他本人得以安然无恙，据说是由于《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致使慈禧、荣禄不敢轻举妄动。百日维新变法震动国人的神经，严复更带有启蒙主义的价值取向，提倡上下变法，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热衷于“教育救国”。在天津创办俄文馆，从课程的设置、教师的聘用以及馆内所有事宜，都由他亲自督办。戊戌变法唯一保留下来的遗产就是京师大学堂，严复担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后来还担任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后的首任校长。

严复极力提倡西方思想文化，陆续翻译出版了多部著作。为启蒙国人励精图治，挽救时局，严复成了翻译家。

三

郎官巷西头巷口立有牌坊，坊柱上有副对联：“译著辉煌，今日犹传严复宅;门庭鼎盛，后人远溯刘涛居。”宋朝刘涛居住于此，子孙数代皆为郎官，因而得名郎官巷。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译著辉煌，是当之无愧的翻译“西学”第一人。

康有为称“并世译才属严、林”。严复对此并不以为然，声称自己所翻译的是西方理论著作，哪是一般译者可以完成的。林纾不识外语，靠别人为他讲述小说情节概况后，再由他意译出来。严复认为自己的贡献不仅在于书籍翻译，还提出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即翻译要做到“信、雅、达”。林纾倒也不以翻译家自居，认为自己是古文高手。有意思的是，二人同为福州人，也曾一同在译书局共事过。在译书局担任总办时，严复还制定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规定译书局人员及职位安排，形成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

蔡元培称道，“五十年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早年留学英国的时候，受到英国社会思潮的影响，严复曾广泛接触到亚当·斯密、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翻译出版这些著作，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富强。尤其是《天演论》的翻译出版，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深远。

严复和林纾二人都是介绍西方著作进入中国的先行者。令人诧异的是，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又席卷知识界。但此时二人的思想却趋于保守，林纾反对白话文，屡次与“新青年”展开笔战;严复则与激进的革命派产生隔阂，在他看来，排满革命无益于国家的强大，反而会造成国家的分裂。

严复站在君主立宪制的保守主义阵营。更为复杂的是，之前翻译西学，极力提倡摆脱儒学的沉重包袱，打破一切陈规陋习的严复，当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时，他却完全赞同。1913年，严复在中央教育会发表演说，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屹立千年不倒的特殊国性，是得益于孔子的教化。因此，建议政府当以儒家伦理为主导力量，重建中国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当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时，严复开始拒不接受成为“筹安会”的发起人，对袁世凯送来的四万元支票也概不接受，袁世凯的亲信杨度三番五次地前来游说，严复最终妥协，成为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棋子，让天下人大失所望。不过严复自始至终没有参加“筹安会”的任何事务，他自己坦言：“年老气衰，深畏机阱，当机不决，虚与委蛇。”

日暮途远，严重哮喘病缠身，举目四望，看得见的只有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