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的文人中，李渔有着多重身份，他是著名的戏剧家，又是著名的戏剧理论家;他是著名的小说家，又是著名的出版家;他是著名的美学家，又是著名的园林设计家;他是著名的美食家，又是著名的养生家……李渔是晚明文化熏陶出的百科全书式的全能型才子，在文化、生活、艺术等多个领域均称行家里手——他深谙处世之道，在各个阶层都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精通生活的艺术，一生多享齐人之福;他经营的芥子园书铺声名远扬，他的私家戏班唱红大江南北;他的《闲情偶寄》被林语堂称作“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李渔其人，虽然生逢亂世，且一生不曾做官，但小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他本人更有着独特的艺术理想和生活追求。

不过，在时人眼中，李渔除了是一位颇有人气的畅销书作者和精明能干的书商之外，他更像是一位专门攀附结交达官贵人、为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清客——李渔平生奔走于权贵之家，为官僚文人润饰文稿，出版文集，为朝廷大佬设计园林，传授房中术与养生经验，为上流社会的女眷们讲述美容和穿戴方面的知识，以此博取丰厚的馈赠。更令人非议的是，李渔还经常携带女乐四出游幕，以家庭剧班的名义到处巡演，并让女乐捧觞行酒。他不仅“善逢迎”，而且“性龌龊”，喜作“极淫亵”的词曲小说，还写过一部名为《肉蒲团》的淫书，以“止淫风借淫事说法”为名，行宣淫导淫之实。

那么，李渔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风华绝代的艺术天才，还是道德堕落的“名教罪人”？我们不妨细致考察一下李渔生平的作为。

李渔，原名仙侣，字谪凡，又字笠鸿，号天徒，又号笠翁。生于明神宗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他祖籍浙江兰溪，自幼生长在江苏如皋，少年时即以文名誉满乡里。李渔出生于商人之家，虽非大富大贵，却也家境殷实、生活优裕。李渔八岁进入私塾学习，他迷上的第一部书是《史记》，他为司马迁笔下的英雄人物沉迷不已，甚至连他本人也想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建功立业。李渔迷上的第二部书是李贽的《藏书》，时当晚明，李贽以抨击纲常名教，主张绝假还真、抒发己见、提倡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广为人知。尤其是李贽批判重农抑商、阐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的取向，对于李渔世界观之形成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明崇祯八年（1635），已经重返原籍且已成家立业的李渔前往金华参加他平生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这次考试使他获得了生员资格，而他的试卷则受到主考官许豸的高度赞扬，许豸甚至把李渔的试卷刻印出来，作为范文分发给参加考试的儒生们去欣赏。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李渔接下来的表现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四年之后，李渔在杭州参加乡试，名落孙山。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渔又一次赴杭州参加乡试，受乡民暴乱的影响，再次无功而返。其后不久，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自缢，清军入主中原，偌大的中国进入了天崩地坼的时代。

明、清易代把李渔的生活拦腰截为两段，如果说生活在明代的李渔奋发努力、积极进取，试图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出人头地，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生活在清代的李渔已绝意科举，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拓自己的人生。

明亡之初，李渔也曾参加反清复明的活动，但目睹南明小朝廷腐烂的现状，他很快就感到心灰意冷，遂带着家人避乱金华山中，直到清朝的统治大局已定，才重新返回故乡夏李村。李渔返回故乡之日，他的旧宅已被焚毁，于是他亲自设计、修建了一栋“伊山别业”，准备长期隐居山里，不问世事。搬进新居后，李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但作人间识字农，为才何必擅雕龙。养鸡只为珍残粒，种橘非缘拟素封。酒少更栽三亩秫，花多添饲一房蜂。贫居不信堪與改，依旧门前看好峰。”李渔把自己称作“识字农”，打算过一种种橘养鸡、栽秫饲蜂的生活了此残生，而且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别名“笠翁”——意谓做一个头戴竹笠、与世无争的垂钓者。

一切看起来就是这样了，李渔为自己安排好一个隐居避世的未来，在李渔的想象中，这个未来“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夏天不见客，也没有客人打扰，不仅再不需要书生的头巾，且连长衫、鞋子一并可废，乃至经常裸处于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者仰卧在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实在算得上“极人世之奇闲，擅有生之至乐者矣”。然而，一旦进入这样的生活，李渔却发现自己无法忍受这种与世隔绝的日子，尤其是当再次走进城市、感受到都市生活的气息时，李渔才恍然大悟，他真心向往的其实还是繁华、热闹的都市生活，他怎么可以在世间偏僻的一隅了此残生呢？

对于明朝的灭亡，李渔从未感到过度的悲伤，他曾经目睹了明廷的糜烂与腐败，他对明朝并无好感，当然也不值得为之守节。清顺治六年（1649），三十八岁的李渔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故乡，带领全家（当时他已经有了三个妻子和两个女儿）去杭州寻找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