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绩溪”

胡仰曦的《一颗清亮的大星——胡适传》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传记文学作品。胡适是一个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是北京大学教授，是《新青年》撰稿人和编辑，是新文化的先驱。后来，又担任过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北大校长、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在一个风云激荡、天翻地覆的大时代，他扮演了各种举足轻重的角色。可这样的人物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有的胡适传记却交代得不够清楚。胡仰曦首先把胡适放到“百家小邑万重山”的绩溪上庄的环境中加以叙述。很多人都知道，雷震六十五岁生日时胡适写了杨万里的诗送他，那首诗是：“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诗其实也是绩溪的地理写照，这种地理环境对胡适的性格有没有影响，我以为有，他的刚正不阿、他的百折不回就是这种山水浸润的结果。这本《胡适传》的作者胡仰曦虽然和胡适同宗，祖籍也是绩溪上庄，但毕竟是在上海出生和长大，求学和工作又在北京，他在书中对胡适故乡“绩溪”一名进行了一番追溯。原来“绩溪”县名的由来据说是杨溪与徽水河在万山崇谷间“交流如绩”。绩者，把麻搓捻成线或绳也。绩溪山水溪流交汇是如此繁复和优美、壮观，当然赖此地而生的绩溪人出行的艰难也可想而知，因此而滋生的“绩溪牛”的徽商精神更是令人感佩。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安徽人，“绩溪”大名如雷贯耳，可是我从来没有考释其意义，说来真是惭愧。不过，读胡仰曦的《胡适传》，我倒是补上了这一课。

父亲对胡适的影响

胡适作为文化巨人，个人的努力和社会的锻造自然是决定的因素，但家庭出身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胡适的父亲是怎样的人，这是读者好奇的问题，也是胡适传记绕不开的问题，胡仰曦的《胡适传》对此多有披露。原来胡传是一个有胆有识之人，他年轻时就秉承清末大学者刘熙载的教导：“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期有益于世。”在出仕前，他倾全力于封建时代农村宗法社会最宏伟的两件大事：重建宗祠和重修族谱，遇到“丁工捐”危机，不逞之徒令铁匠制刀，他不仅不为所动，还以抬棺宁死之势相抗。这种刚强的血性，我们在成年的胡适身上屡屡看到，比如因溥仪之事和冯玉祥的抗争，为人权问题和国民党的抗争。“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自由”，这是何等的大无畏！他为陈独秀鸣不平，为李大钊后事奔波，为雷震争自由。他从范仲淹《答梅圣俞灵乌赋》中找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八字，指出其与现代人的自由观相通，都是其男儿血性，与胡传精神一脉相承。

正如胡仰曦所说，胡传“平生有志于舆地图志，尤其是边疆地理研究”，为了弄清东三省的地理，不惜四十二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宁古塔。在东北期间，他往往“坐爬犁由牡丹江冰上行千余里，夜宿岸侧，寒甚伐薪烧火以自暖，渴则凿冰取饮，饥则烘干粮为食”;而胡传对海南岛的考察推翻了朝廷的设想，提出了有价值的考察意见，“生黎驯，不必剿”，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亦对民族和睦产生不少积极的影响。胡传这种对地理的热心，未尝不在胡适身上有所体现，他对《水经注》的关注和考证，给对中国地理有极大贡献的丁文江作传，都可以看成父亲兴趣和精神之冥冥中的体现。作为旧知识分子，胡传有一种难得的理性精神。在胡仰曦《胡适传》中，提到胡传在东北勘定中俄地界时，曾在大雪的森林中迷路，三日三夜出不来，干粮断尽，一行人有生命之虞，关键时刻，胡传想到水流必出山，一行人循山涧而下，终得脱险。胡适一生服膺科学，为引进科学到中国不遗余力，同时提倡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种清明的理性未尝不可以看成是胡传精神的再现。为官台湾时，胡传鞠躬尽瘁，在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胡传“唯矢一战而死以报国”，这种爱国热情和行为在胡适身上同样存在。胡适一生志在学术，但抗战前夕，他力促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与日本决战，并在其后出任驻美大使，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伟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胡传在台湾为官近三年，幼年的胡适随父母在台湾住过一年零十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