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起来，齐鲁大学的前身是1864年美国长老会在登州建立的文会馆。1917年，由济南共和医学堂、潍县广文学堂和青州神道学堂组成的齐鲁大学正式在济南组建，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等。1931年底齐鲁大学核准立案，成为私立齐鲁大学，学校进入平稳发展期。到1936年秋，注册学生达到创纪录的五百六十七人，一直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是齐鲁大学发展黄金期，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有“南齐北燕”的誉称，可见齐大之办学实力的确不凡。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日本军队攻入济南，泉城沦陷。为了保证师生安全，齐鲁大学一面宣布停课，另一方面筹划迁校，到1938年秋除理学院的无线电专修科和医学院的药剂科外，其余各院系全部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复校复课，开始了齐鲁大学长达七年的流亡办学。

齐鲁大学迁校成都，借华西大学部分校舍复课。为适应形势需要，校长刘世传决定重建国学研究所，亲自兼任国学研究所所长，聘任顾颉刚为国学研究所主任。齐大国学研究所成立于1929年前后，但是因为投入不足始终没有形成势力，研究所一直依附在历史系和国文系，有名无实。直到刘世传任齐大校长，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下才算铺开摊子，于成都正式开案研究。校长刘世传虽为所长，其实只是一个挂名，真正主持国学研究所工作的是顾颉刚先生。

据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所记，顾颉刚1939年9月始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是年四十九岁。该所于十年前成立，因战事而中断。此次先生重建之，遂拟各种章程及经费预算，延聘人员，包括研究员、编辑员、图书员等;

又记，一九三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名单》。又主持整理“二十四史”，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整理“二十四史”之主旨》。

十月二十六日，致叶圣陶信曰：“此间国学研究所工作，拟集中精力于整理‘二十四史’，使散乱材料串上系统而成各种专史之材料集，为将来正式作通史之基础”，先着手编辑中国民族史材料集。是时该所有张维华、王育伊等。

作为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国学所的建设、发展，尤其在延聘研究人员、出版学术期刊及其著作方面贡献卓著，是齐大国学研究所的抗鼎之才。顾颉刚曾在多所著名大学任教，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以及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桃李满天下，曾经的同事中也不乏佼佼者，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在学界的威望，可谓招之即来。只是当时的条件实在困难，齐大在成都，而他需要的众多研究人才却远隔千里，或在北京、上海，或在香港、云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要说路途遥远、颠簸不平，就是江南江北也未必互有音讯。顾颉刚最想也有可能延请到的人有钱穆，他是江苏无锡人，与顾颉刚的故乡苏州相距不远，算得上老乡，况且钱穆就在苏州教书，是相交多年的知己。此时，钱穆正改名隐居在苏州，埋头写作他研究数年的《〈史记〉地名考》一书。第二位是吕思勉，江苏常州人，也算是顾颉刚的老乡，早年在中华书局和商務印书馆做事，当过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理校长，著作等身，被严耕望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家”之一。第三位是杨宽，是吕思勉在光华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他在顾颉刚“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基础上，以神话分化学说对中国古史传说进行了全面考察，系统还原了古史传说与人物的神话本相，深刻揭示了由神话到古史的演化过程。顾颉刚对这位小自己二十一岁的后起之秀十分看中，亲自致信予以邀请。另一位是顾廷龙，他与顾颉刚为世亲，是高顾颉刚一辈的从叔，也是顾颉刚的学生。他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与顾颉刚编纂《尚书文字合编》，在古籍版本学和目录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