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永嘉室杂文》是台湾大学教授郑骞先生晚年自己编定的一部“小品随笔合集”，收录了他从1940年代初期至1980年代末期五十年间的“杂文、序跋、演讲六十余篇”。但文集于1992年由台北洪范书店出版时，先生已经去世。1998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简体字版，大陆读者能够读到的一般应该是这个版本。

孤陋寡闻，郑骞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初看书名颇有古典气息，几乎以为作者是清末民初时期的遗老之一。郑先生（字因百，1906—1991。祖籍辽宁，生于四川灌县，1914年随双亲移居吉林，1916年以后定居北京）生于世纪初卒于世纪末，小学、中学均就读于当时中国相当西化的教会学校，还是著名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晚岁又多次赴美国著名大学访问讲学，是完全的二十世纪新型读书人。只不过，他从大学中文系学生到大学中文系教师，几乎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于是自身也难免有些古色古香，虽非政治遗民，文化遗民的气息却委实有一点儿。研究之外，郑先生还长于旧体诗词创作，有《清昼堂诗集》十二卷行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12月刊行），收录其旧体诗一千一百一十七首，另附《网春词》六十四首，在旧体文学中浸润得颇深。本书虽以白话写成，而其中“序跋”部分所收无一不是与“中国古典文学”有关者，古典气息也实在足够浓郁。

不过，简体字版的《永嘉室杂文》实属于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中的“近世文化书系”，我阅读中所关注的恰恰也主要就是书中之“近世”成分，尤其觉得其中关于“近世”的故实弥足珍贵，如《读梁实秋撰〈读中国吃〉》第十三则关于杨士骧（杨宪益先生的叔祖父）生性“简略无威仪”而去世后被开玩笑地谥为“文敬”的故事，《怀念沈刚伯先生》中关于1950年前后的台湾大学文学院的回忆，《北京的戏园子》中关于抗战以前北京戏园子的各种掌故，《燕京大学中文系》中关于数位任课老师以及课程设置的回忆，尤其所云燕园未名湖当时有枫湖或睿湖之称，则似乎是向来谈论北大、燕大或未名湖者从未言及者。郑先生是燕京大学1926年迁入燕园后的第一届学生（1938—1941年间又曾在燕京大学教书），所叙应信实可靠。

而最引起我的兴趣的，还是集中首篇《从研究古典文学说到崇实“四圣”》。郑骞先生“民国十年……从北京西城绒线胡同崇德中学转入北城安定门大三条胡同崇实中学，民国十五年毕业”，所读虽是教会学校，但中学时期“就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因而有“中国圣人”雅号。“同学少年多不贱”，其中与郑骞并称“四圣”者，“洋圣人是韦丛芜，哑圣人是李霁野，土圣人是刘玉玺”。“四圣”中，除“土圣人”刘玉玺后来考入辅仁大学经济系因而与文学渐行渐远之外，“我和霁野、丛芜毕业后保送燕京大学，霁野主修外文系，丛芜和我主修国文。霁野燕京没念完即往英国深造……回国后一直从事教书、译著。丛芜本来以写作新诗出名，燕京毕业后弃学从政，对日抗战前曾做过他故乡安徽霍丘（邱）县县长，战时及战后又去经商”，“丛芜自少患肺结核，‘带病延年’……传说已于民国三十八九年间去世。他比我大一岁，得年不过四十五六。而且其死可能有政治关系，不是因病”。韦丛芜、李霁野均是安徽霍邱人，同為与鲁迅关系密切的新文学社团“未名社”中人，现代文学史上也小有名气，两人曾同学于崇实中学。而韦丛芜（1905—1978）居然也是“自少患肺结核”，以前从鲁迅文章中知道其兄韦素园（1902—1932）以肺病早逝，原来兄弟二人居然染有同一疾病。

鲁迅1925年2月15日“收李霁野《黑假面人》译本一”，该书1928年3月由未名社出版，李霁野所译安特莱夫另一剧本《往星中》则于1926年5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韦丛芜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1926年6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李生于1904年，韦生于1905年，译作初版时虽已过二十岁，却都还在进入大学之前，译成当然更全部是在中学时期，也算是少年早成的了。而郑骞1931年大学毕业所作学士论文《辛稼轩年谱》于1938年夏自费出版，1976年曾经在台湾再版。学士论文而至于成为专著，这在那个时代似乎也不是特例，民国教育之“精英”程度由此可见。

二

林文月《因百师〈永嘉室杂文〉整理后记》说此书之集辑因于郑先生老友兼同事台静农（1902—1990）之《龙坡杂文》（台北洪范书店1988年7月初版）。台静农先生亦未名社成员，霍邱人，与郑先生结识或亦与同乡李霁野、韦丛芜等有关。台、郑两先生私交甚笃，郑先生1948年赴台任教就是台先生邀请的，与他们二位均有长期交往的学生林文月在《从温州街到温州街》一文中对台、郑两先生之间的交谊有细腻而深挚的描述，郑骞先生且曾以“兄事肩随，切磋濡呴”描述他与台静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