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计划经济时代过于“单向度”上传下达的行政化管理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基层群众自治。囿于主客观条件欠缺，转型期的基层治理尤其是农村的发展建设出现诸多困境，组织资源乃至“主体性”不足成为“困中之重”。基层治理能力不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在城乡融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就干部下沉的意义、角色担当及成效检视等做深入的学理分析，实属必要。

干部下沉：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现实诉求

基层社会的发展和有序治理即“善治”，从历史到现在，事实上均需要有“引领者”。新时代倡导干部下沉，不仅符合“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的历史经验及逻辑，更重要的是，旨在破解转型期基层因缺乏必备资源，以及群众自治能力不足所导致的难题。

第一，有利于解决基层治理人才缺失问题。人才流动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考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主要参照指标。随着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变迁，人力大规模流动势所必然。由于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收入差异，转型期基层人力资源流动走势基本上是外流。人是发展的主体，人才外流使得基层难有活力。

比起城市基层组织，农村地区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原有的集体组织大都解散，共同体处于松散状态。青壮年常年离土离乡，外出打工，在农村的基本是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村两委换届选举尽管颇费心力，但更多时候却只能在有限人员内选拔。有些行政村甚至不能合法有效地选出村书记和村主任，这种情况即学者所言的“行政荒漠化”现象。现今，不少基层社区组织，即便选举流程规范、选举结果有效，相关组织往往名不副实，部分组织变成了对上负责的官僚化组织，行政化趋势明显，越来越脱离群众。

干部下沉参与基层治理，不仅担当起引领基层发展和重塑基层组织的助力角色，对缺乏乡贤与能人带动的广大基层社区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人才回流”作用。在社会组织参与度低、基层组织公信力及领导水平难有提升的时候，下沉干部的积极作为无疑为基层注入了新鲜“血液”。

第二，有利于破解基层治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前，基层社会的治理可谓“简约与低行政成本”的治理。该时期乡村治理机制由如下环节构成：计划安排生产生活、户籍管控、柔性社会主义教育及阶级斗争的整肃。奠基于熟人社会中似“闭合线路”的制度安排，尽管存在管制有余、活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却不失为系统、有序和有效的一种方式。如研究者所概括，人民公社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乡土社会形态。它彻底改变了传统乡土社会，使乡土社会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大变化，但社会秩序却超常的稳定。城市基层治理与乡村治理名异实同，即制度逻辑相同。这样的基层治理顺应了党和国家高效的社会整合和动员。

转型期意味着整个社会系统内部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分配形式等有着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基层原本比较封闭的管控型治理失去效力，被群众自治所替代。置身在开放环境、复杂生态中的群众自治，如前文所述，缺乏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有效治理机制的构建比较艰难。针对治理状况不容乐观的农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事实上，无论城与乡，迄今大多数地区尚未建立起系统有效的制度机制，基层治理存在一些问题。

干部下沉本质上是为破解问题而来的。这一“自上而下”的帮扶、建设及引领，因党和政府积极推动而广泛地开展起来。下沉干部融入基层，在解决问题中创建的机制措施，对革除乱作为、不作为的官僚积弊，乃至重塑基层行政伦理等无疑是一种有力地促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渗入外力主导的基层治理实践固然需要不断反思，以规避基层产生“等靠要”之类的惰性问题。无论如何，当前的干部下沉是一条可以撼动各方的行动方案，是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重要一环。构建这一机制，也是党和国家打通基层“最后一公里”的可靠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