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一批“两栖”村干部群体。所谓“两栖”，即平时居住在城镇，忙时回村干工作;白天工作在村里，晚上住宿在城镇。“两栖”村干部群體是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特有现象，最初是在“富人治村”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可以说，村干部的“两栖化”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

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都开始引进乡贤和能人担任村干部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部分东部沿海发达农村地区出现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农民。和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依靠农业和副业富裕起来的“万元户”不同，这部分富人群体主要从事工商业，其生产活动主要在城市。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俗称“海选”的村民选举制度在这些地区迅速推广，富人参选村干部和人大代表的积极性不断高涨。再加之各地组织部门为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双强双带”（即党建强、发展强，带头创业、带动创新）等措施，也倾向于让先富起来的村民担任村级组织带头人。于是乎，“富人治村”一度成为一些东部发达农村地区村级治理的主要特征。

近年来，很多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富人治村”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已经发展起来了，城镇化迅速推进，农村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户籍在农村，但生活在城市”的富人越来越多。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有较强的参与村庄政治的意愿。客观上看，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本，他们只要积极参选，就有较大可能性当选村干部。另一方面是因为各地为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把组织振兴放在了重要地位，其关键举措便是引进乡贤和能人担任村干部。

笔者在中部某大城市郊区的农村调研发现，某镇共有21个村，其中8个村的村级组织带头人（书记主任一肩挑）是该镇党委政府在村级组织换届中“引进”的乡贤和能人。这些村干部都在当地或市里有产业，可以说是功成名就。有一位乡贤的企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管理，由职业经理人打理，因而这位乡贤抱着奉献家乡的想法回到村庄担任村级组织带头人。其他7位村级组织带头人都还需要兼顾企业经营和村干部工作，甚至于有能人村干部直白地说，他们回村担任村干部，是因为自己的生意在当地，这样有利于企业经营。

由于长期在城市创业生活，一些富人村干部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村庄的社会联系并不算紧密。对于个别富人村干部而言，村庄只是个半熟人社会。他们只与少量的亲戚朋友有人情往来，平时的休闲生活也与村庄和村民无关;他们更多的是与地位相当的企业家以及地方精英在一起，消遣的地点多半在城市。更为关键的是，一旦担任村干部，由于村务工作比较繁忙，企业的经营业务就需要业余时间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富人村干部在城市安家生活，每天到村里“上下班”，过着“两栖”生活，就不奇怪了。

由于公共服务日益向县城和乡镇集中，农村地区的生活方式也逐渐转型，“两栖”越来越成为村干部乃至村民的生活特征

近年来，城镇化快速发展，一些普通村干部也过上了“两栖”生活。如果说富人村干部的“两栖”生活具有鲜明的“返乡”色彩;那么，普通村干部的“两栖”生活，则是“进城”造成的。

绝大多数普通村干部是“中坚农民”，他们还没有在城市扎根，还需要依赖村庄从事农业和副业生产，甚至还要在村庄完成养老等部分家庭再生产功能。并且，因为他们未曾离开村庄，在村庄内部有较为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担任村干部、做群众工作可谓是得心应手。然而，与富人因为在城市创业而较早地完成城镇化不同，在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中，“中坚农民”是主动或被动地进城生活的。当前的农民家庭具有鲜明的发展型家庭特征，即家庭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是完成生儿育女、养老送终等简单的家庭再生产，还要通过代际合作奋力进城，使年轻人在城市安居，让孩子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如此，一些普通村干部也需要适应城镇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普通村干部的“两栖”生活与其他农民的行动逻辑没有本质区别。

普通村干部的“两栖”生活，本质上是由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决定的。在一个典型的三代家庭中，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半耕半工生计模式。其中，中老年人在家务农，并通过务农承担赡养老人和抚养小孩的任务;而年轻人则通过外出务工积累家庭财富，从而为进城做好准备。对于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其积累的家庭财富并不足以在大城市扎根，只能落脚在县城和中心城镇。因此，大多数农民家庭只是实现了半城市化，即家庭的生产空间仍然在农村以及有较多就业机会的大中城市，在县城和小城镇居住主要是方便孩子上学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回归。如此看来，过着“两栖”生活的普通村干部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中老年人。这一群体主要是将村干部视作一项“副业”，是半耕半工生计模式中“务农”的表现。这一群体已经不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力，但却是维持家庭再生产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可能有年迈的父母生活在农村，有年轻的孙辈需要在城镇接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