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互联网大会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及其他重要国际场合多次提到中国对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的主张。2019年10月16日，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全面阐释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基本原则、实践路径和治理架构。

对“网络空间”的认识是我们理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前提和基础，比如，它由什么构成，具有什么特点，与现实空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在全球网络空间，信息的流向是否意味着权力的多寡，网络空间中的权力分布是否均衡，谁拥有更多的权力，谁是全球网络空间秩序的建构者，这一切是否合理，如何理解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及内在的合理性，是亟待回答的一些问题。

网络空间的流动性与不平衡性

迄今为止，关于“网络空间”的定义并不统一。较早研究网络的学者把网络空间描述为一个由计算机支持、连接和生成的多维全球网络或“虚拟”实在，它由数据和纯粹的信息构成。这里涉及到了网络空间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基本特性：计算機支持、充斥大量信息、网络的虚拟性和实在性。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空间越来越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者们对网络空间的描述也从概念上升到对其本质及产生的社会意义的思索。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把网络形成的新空间称为“流动的空间”，这个流动空间又被社会实践支撑起来。他强调的是现实世界与网络空间相互的关系：人们在网络空间的信息交往活动是现实社会的映射，同时网络空间的信息活动又对现实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网络空间作为革命性力量，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造和融合，而传统社会的观念、财富、权力也在网络空间中得到映射。网络空间是虚拟的，同时也是实际的存在。

网络空间作为全球化的空间，具有两个本质特征：第一，流动性，如果流动停止，空间也就不复存在;第二，不平衡性，时刻发生的流动解释了全球空间的失衡状态。建立在卫星、光缆、计算机高速处理基础上的通信手段，使信息瞬间传遍世界。现代技术使信息的传递几乎感觉不到需要时间，全球人类像是共时地处于同一个空间平面上。①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中的“地方”与实际地理空间分离，更多意义上是社会交往发生的社会空间，也就是说空间和物理地点分离了。②但实际上，在网络空间中的每一个和地理方位有关联的节点仍然具有其物理意义，因为这些节点在网络空间中呈现的核心程度是不同的。如果用社会网络来分析，有一些节点总是与其他节点发生信息的流动，而有一些节点则较少与其他节点发生互动。这就解释了信息在全球的流动是有方向的，总是从信息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

在国际政治领域，我们往往从主权、领土等视角出发，审视网络空间的权力结构以及由谁制定网络空间的规则。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数字空间的产生，这是一个新的领地。美国战略学家杰弗里·R·库珀（Jeffrey R. Cooper）就主张美国要抓住数字疆域提供的机会，并把网络空间理解为有能力的国家应当争夺和控制的新疆域。然而，全球网络空间与公海那样的完全公域不同，部分地处于主权控制之下。网络空间只能算作一个“不完全公域”，或者说是一个有待形成治理规则的共管区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提出的“公共池塘资源”概念（指全球公域中具有竞争性与排他性的公共产品）更符合网络空间的特点。

综上，网络空间是一个基于信息技术发展而形成的全球性和地方性交叠的人类生活的新场域，虽具有虚拟性，但虚拟性丝毫不影响其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已经使今天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诸多新特征。构成网络空间的部分资源具有稀缺性特点，网络空间是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半公共领域。全球网络空间的竞争与博弈是技术发展和资源分配不均的必然产物，也是现实社会权力竞争与博弈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权力失衡的全球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蕴含着新的权力资源。在网络空间出现以前，国家权力往往与一定的物质支撑和资源条件联系在一起，但是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网络空间形成之后，技术和非物质的信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权力资源。网络空间如同海洋空间、陆地空间等自然空间一样，是人类生活、生产及进行其他社会活动的空间。像其他自然空间一样，它是一种权力的资源。如果被排斥在这样一个空间之外，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现代社会的地位都无从谈起。

在国际社会发生过这样的案例。1998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在美国政府授意下，伊拉克顶级域名“.iq”的申请和解析工作被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终止，所有以该域名为后缀的网站从网络消失，在网络空间的版图上没有了伊拉克这个国家。2004年，由于在顶级域名管理权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分歧，利比亚顶级域名“.ly”也处于瘫痪状态，利比亚在网络上消失了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