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趙祯（1010—1063），宋朝的第四个皇帝，1022年即位，在位42年。除去刘太后摄政的前10年，他亲掌大政32年，“仁宗”是他的庙号。

《礼记·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仁”可谓君主的最高境界。元修《宋史·仁宗本纪·赞》认为，宋仁宗之于“仁”，“诚无愧焉”。《仁宗本纪·赞》对仁宗之“仁”的论述可分为两段，第一段如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立殿下。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缯絁。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吏部选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每谕辅臣曰：‘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用辟乎！’至于夏人犯边，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岁币。”这一段从宋仁宗的生活小事起笔，一直谈到处理政权间关系的原则。我们由此可以对仁宗之“仁”作一番剖析。

宋仁宗心怀敬畏、与民共情

“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立殿下”，说的是仁宗在国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所表达出的敬畏戒惧态度。“跣立”“密祷”之事发生在仁宗晚年。至和二年（1055）除夕，大雪不止，仁宗在宫中“跣足祷于天，及旦而霁”。仁宗还曾“却盖不御”。庆历七年（1047）春大旱，他亲自出宫祈雨，拒绝伞盖，情愿自己暴露在炎炎烈日之下。仁宗为求雨祈晴“却盖不御”“跣立殿下”，今人大概要笑他无谓“自虐”。然而在传统中国，“天人感应，灾异示警”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理论，甚至可以说是帝制政治的思想基石。政治缺失、民间疾苦都会“上达天听”，然后以自然灾害的形式对人间统治者提出警告。当此之时，皇帝必须心怀敬畏，以实际行动表达悔改之意。在这些实际行动中，最基本的是“避正殿”“减常膳”，进一步是“（扩大）开放言路”，最高级别是“下诏罪己”。

庆历七年那场大旱，出宫祈雨之前，仁宗已经下诏罪己，并且亲自修改诏草，唯恐不能表达“震惧”之意。在“罪己诏”中，他向上苍祈求：“咎自朕致，民实何愆？与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这不是虚伪的政治表演，而是他上祈于天、下告之人的真诚诉求，是与百姓的共情。纵然此举并不能减轻百姓的实际损失，但也会让受灾百姓在心理上得到莫大安慰。“天人感应，灾异示警”之说，起初是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但发展到宋朝，当日月之蚀基本上可以准确预测，水、旱、地震的自然属性日益显明，有识之士却仍然坚守“灾异示警”学说，显然就是一种政治性的主动选择了——他们试图通过对灾害信息的政治性解读，挟天之力对皇帝进行规谏，促其改善政治。

引文中的“玉清”，指玉清昭应宫。这是仁宗之父真宗为崇奉“天书”所建的道观，共有两千六百多间，宏大瑰丽、劳民伤财;摄政时期，玉清昭应宫遭遇火灾，烧得只剩下一两座小殿，刘太后接受臣僚建议，“诏天下不复缮修”，以安民心;仁宗亲政之后，臣僚请求在“玉清旧地”扩建皇家园林，仁宗拒绝了。他在上面修建了一处宗室住宅区，又把其中一大块田地赐给国子监做学田。和睦宗亲与培养人才，都是比畋猎游艺更为高尚的行为。这是仁宗的选择。

仁宗“畏天变”而“爱民力”，以“不扰”为善政，尊重与爱惜个体生命

拒绝扩大御苑，穿洗过的衣服，宫殿装饰不用昂贵丝织品，夜里饿了想吃烧羊宁可忍着，仁宗的这些做法很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其内涵却不止于此。

宋朝政治是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构成强制性约束。皇帝的说法、做法以及流露于其间的欲望，会被权力的透镜无限放大，最终影响到国计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