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时回乡记
作者 邓安庆
发表于 2020年7月

陪父亲去镇上买药,他的胰岛素打完了。骑着电动三轮车出门的,因为去镇上的公交车停了。我们戴好了口罩,母亲拿着小板凳放在后车厢里,好方便我坐。车子我本来想开,父亲坐在后面就好,但母亲不让:“你不会开,让你爸来。”父亲也附和说是。车子刚开动,母亲又叫住,对我说:“你要不还是莫去,镇上感染了好几个咯。我陪你爸去。”我没同意:“没得事,我担心药店没开门,要是打电话联系店员之类的事情,我可以来。再说如果碰到贴了告示的话,爸也看不懂。到时候没得人在边上,么行?另外一个,我哥一家今天不是说回?你还得准备饭菜。”母亲点头:“你说的也是。你们注意安全,莫到人多的地方去。看到人,躲远些。晓得啵?”我说晓得。

车子从垸中心的水泥路径直开到了长江大堤上。昔日这里是交通要道,现在完全可以放心地开,反正前后一辆车都没有。透过防护林,远远地能看到长江水位降到很低,露出了浅浅的沙洲,远处一排大轮船停在江中心,对岸瑞昌工厂烟囱还在冒烟。再细看,有人在江中劃船。我忽然想到前几天我们武穴这边有人划着木盆偷渡长江,结果被劝回。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这位老乡恐怕也不会铤而走险吧。天空阴沉欲雨,江风吹来,冷得人直哆嗦,父亲的耳朵都冻红了。他歪扭着身子,小心翼翼地往镇上开去。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风太大,我没有听清。再问他,他说:“你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到北京去咯。”我大声地说:“是的,我们公司说延迟开工咯。”父亲笑了一下。我问他笑什么,他说:“这么多年咯,你第一次在家里待这么长时间。”

车子开到八一闸,过不去了。两个石墩搁在路两端,中间堆了土堆,别说电动三轮车了,连电瓶车都开不过去。周遭看了一圈,铁丝网拦断了所有可能会绕行的路。没办法,我们只好停车。父亲把车钥匙递给我:“你留下来看车,我走过去。”我说:“车子留这里,我去买药吧。”父亲说:“你搞不清楚我的那些药,只有我自家晓得。你留下吧。”说完他绕过路障。我喊住他:“我跟你一起去。”父亲转过身来看我一眼,坚持道:“不远,你找个避风的地方歇一歇。”不等我说话,他扭身慢慢地往前走去。

我看着他,他走路一搓一搓,脸型消瘦,身体佝偻,最重要的是没有精气神。我还记得母亲私下悄悄跟我说:“他现在打牌都打不得,手拿牌都拿不起来。有一次别人告诉我,他从牌桌上起来,裤子后面是黄的……”我立马上网查询了一下,原来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即自主神经受到损害,出现大小便失禁。身体的一点点朽坏,带来的是精神上的一点点衰颓。平日,我在北京,哥哥也忙。父母亲在家里,母亲承揽了所有的家务活,还时不时出去打小工。而父亲几乎什么也不会去做,他除开坚持吃药和打胰岛素,主要就是看电视和打牌来消磨时间。从父亲的角度看,未来有什么期望呢,除开等待身体衰坏,最终就是死亡了。那就像是一个随时会打下来的重拳,它没有出手,可它随时会出手。

其实在早上,我们就说到了死亡的问题。事情的起因是吃完饭后,父母亲跟我聊起了方爷。几个月前,方爷因突发脑梗住院,出院后一直在家里躺着,父亲去看过他,人已经昏迷不醒很长时间,单靠氧气瓶硬撑着。可以说只要氧气瓶一撤,人就走了,但还是没撤。我想我要是方爷的儿子,也很难下撤掉氧气瓶的决定:爸爸只要有一口气吊着,就算是活着。可是这样活着,爸爸虽然已经没有任何意识,也会感到非常痛苦吧。这种纠结,虽然没有亲历,可是我也能体会一二。

方爷跟父母亲年龄相仿,老伴儿前几年肝癌去世。几个儿子都在江苏开店做生意。现在一个儿子在家里守着,其他孩子也回不来,毕竟我们这里已经“封城”了。母亲说:“如果年前把氧气瓶撤了,人下了葬,现在也不至于这么尴尬。”我问尴尬在哪里,父亲接话说:“如果现在人没了,有么人去给他抬棺材?疫情这么严重,没得人敢过去。”我又问:“现在不火葬吗?”父亲回:“这几年倒是没有强求火葬,所以现在都是土葬。”母亲又说:“再一个,儿女在外头,也回不来。”我想了一下,说:“那现在如果人没了,只有请火葬场的人开车来把尸体拉走火化,他儿子把骨灰拿回来放着,等疫情结束再下葬。”父母亲点头称是。

父亲又说起了白云娘,也就是方爷的老伴儿:“嚯,那葬礼搞得几风光!几像样!请了八个道士念经,沿路撒钱,各种花圈迷花了眼,花费七八万……”母亲打断说:“你是不是几羡慕?真是花冤枉钱,人都死了,这些钱都给别人咯,有么子味?也就是讲排场讲好看,生前对娘老儿好,比死后搞这些有的没的重要多了。”父亲被怼得没话说,忽然又转头跟我讲:“庆儿,我要是死了,没得别的愿望……就你哥捧着我的骨灰盒,你在后面抱着我的遗像,你老娘扛个铁锹,找块地方把我随便埋了就算了……”母亲噗嗤笑着打断:“我才不会扛个铁锹哦,好不吃辛苦!拿着你的骨灰,直接往长江水里一撒就完了。”父亲说:“我说正经话!”母亲回:“一天到黑死死死的,你过去说!不要听你说话咯。”父亲搂着暖手宝,起身说:“说不通哩,我走我走。”

父亲已经不止一次说到死了。每回我在北京打电话回来,父亲总要提起垸里谁谁谁脑溢血了、谁谁谁中风了、谁谁谁前天死了,那些提到的人都是他的同龄人。他就像是身处一个爆炸现场,周遭全是轰轰隆隆的炸响声,总有一天会炸到自己头上来。他内心非常害怕非常紧张,现在轮到他多年的老玩伴方爷。前几年,我离家时,他突然问我要不要看他已经请人给自己画好的遗像,怕到时候来不及准备。几年过去了,他又提起了葬礼的事情。虽然我们用玩笑话把它打发过去了,可是它梗在我心里无法纾解。的确,我该考虑到这些问题了……正胡乱想着时,手机振动,一看是母亲打来的,问我们这边情况如何,我告诉了她。她说:“那你不要吹冻咯,找个避风的地方。”我说好。再抬头看去,父亲已经拐过那道弯,不见了。

父亲那一笑,我始终忘不了。的确,每一年,我跟千千万万人一样都要回到家乡过年。今年也不例外。如果没有暴发疫情的话,不出意外,我在家里顶多待上一周,就要返回北京工作了。而现在,什么时候回北京,还是个未知数。我曾问自己:后悔回来吗?毕竟从北京返回湖北时,我就已经知道疫情了。如很多朋友那样,完全可以取消行程,待在北京。但我还是不后悔回家,如果我一个人在北京,父母亲深陷在家里,不知道外界消息,也不知道保护自己,那样我也会坐立难安吧。现在这样时刻看着他们,挺好。

今年跟往年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票特别好买。我的老家武穴,长江中下游的一个小城市,属黄冈市管辖,离武汉两百公里远。回武穴的路有两条:一条走京广线,坐高铁到武汉,然后再去汽车客运站坐长途车回老家;一条走京九线,坐火车到武穴站,那是一列慢车,一到春运票非常难买,且到我们那里已经是凌晨三点多,回家十分不便。所以,我基本上都是从武汉那头回来。今年回武汉的票几乎不用抢,很轻易地买到了。

我乘坐G587从北京西站出发,终点站是武汉站。按照原本的计划,到了武汉站,时间是晚上八点半左右,就在附近的旅馆住一夜,第二天去客运站坐长途客车回武穴老家。我把这个计划告知我朋友后,朋友说:“你千万不要在武汉逗留了!赶紧走!否则很危险。”我惊讶地反问:“真有这么严重吗?”他说:“当然了。不要掉以轻心。”而在出发前,朋友就提议说去便利店再买一包口罩,我觉得一包已经足够了,哪里需要那么多呢?朋友说:“一包哪里够?”于是又听从建议,再买了一包。日后我才知道疫情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时候我就应该多买几包才是。

一路上其实感觉不到疫情的。我去到北京西站,候车厅黑压压的人群,很少有戴口罩的。等上了车,也没有人戴口罩。我也心存侥幸,觉得离武汉那么远,也就没有拿出口罩来。等车子进了湖北境内,我把口罩拿出来戴上,随后放眼看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是戴着的,大家都像没事似的刷手机、睡觉、嗑瓜子。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武汉的疫情已经开始蔓延开来。那一刹那间,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我预感到这个疫情恐怕会大范围地传播开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直觉没有错。

第二次感觉到恐惧是回家后看到亲人和乡亲的不重视。我回到家后,立马跟父母亲提起疫情的事情,他们完全没有当一回事,我一边说他们一边点头,然后就去忙别的事了。无论怎么说,他们眼中所看到的是一个安静祥和的乡村,大家从全国各地回来团聚,要准备各种年货,还要忙着过年的各种事宜。这种远在武汉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看不到危险的。再看我的那些叔爷婶娘,他们也跟我父母亲一样。在家里的这几天,眼看着疫情蔓延到多个省份。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我一看到就跑去跟我父母说。母亲一边烧火一边有点儿烦躁地说:“好咯好咯,你为么子一天到黑都说这个!”我说:“不能不说啊!不能去人多的地方,要戴口罩!要勤洗手……”母亲说:“在乡下要是戴口罩,不笑死人咯。你看哪个是戴口罩的?”我焦急地说:“不能疏忽大意啊。不能因为别人不戴,你就不戴。”毕竟我有太多亲戚是在武汉生活和上班的,他们要回来过年,还要走家串户地拜年,哪个人会戴口罩?会勤洗手?大家依旧按照年复一年的过年惯例走动。这个真是不敢想。可是母亲还是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晚上,母亲来我房间说话,我趁机放了十几个疫情的视频给她看。她认真地看完,皱着眉头说:“有这么严重了?”我说:“当然啊。你们在乡下看不到这些消息,外面都非常紧张了。”又说到了拜年的事情。我头疼的是大年初一到初三的拜年。我跟母亲说:“真希望那些亲戚们不要来拜年了。很多人都说了电话拜年就好了。”母亲说:“那你也没办法说啊,很多亲戚连联系方式都没有,也就过年来一次。”我又说:“那你要戴口罩。”母亲说:“戴口罩接待客人多不礼貌。”我急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母亲说:“你不拜年,阻止不了别人拜年。这个挡都挡不住的。”

1月23日清早起来时,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起床后跟正在做飯的母亲说了一声,母亲不是很能理解,也不大关注。这几天一直在她耳边念叨太多疫情的事情,我感觉她都有些消化不过来了。很快黄冈市区也“封城”了,到了下午我老家武穴也传出了“封城”的文件。与此同时,公司群里也发来通知:“‘封城’期间,各位鄂籍同事就在家乡休息,通过钉钉、邮件与公司联系。‘封城’结束后若无不适,可返回上海、北京工作地。但不要进公司,可在住处办公10—14天,公司会派人把电脑送到你住处。等观察期满后再到公司上班。”

1月24日早上,母亲跟我说:“已经跟你哥说了,晚上和明天就去他家里不出来。要是有拜年客来,咱们家没有人。人家要是问起,就说去街上过了。这样别人也没话说。”看来天天在母亲面前唠叨疫情起了作用。我心里也落下了一块石头。下午去祭祖时,母亲骑着电动三轮车带我去墓地,我戴一个口罩,她戴一个口罩。她戴了一会儿想取下,因为呼吸不畅。我还是坚持让她戴好。而路上迎面走来的人,很多已经戴上了口罩。垸里戴口罩的人明显也多了起来,年轻人大部分都戴了,还有一些老人家不信这个“邪”,不肯戴。

1月25日,也就是大年初一的下午,哥哥开车送我们回乡下,出小区,到了长江大堤下面的马路上。这条马路是武穴市区的主干道,大年初一,要是搁到往年,肯定是人挤人、车堵车,现在却一路畅通无阻。车子过二里半,往官桥开去。经过吕祖祠,往年初一这里人山人海,大家都在烧香祈福,有些人甚至除夕夜都守在这里。上午拜年客散尽,下午母亲和婶娘们就会开着电动三轮车来烧香。我跟着她们来过好几次,香火之旺盛,记忆犹新。而今,只有一个看门的大娘孤零零地守在那里。不一会儿到了我们垸里,家家大门紧锁,水泥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原本我们去市区哥哥家里住一夜,就是为了避免初一上午来的拜年客。现在看来,我们的担心多此一举了。大家突然间都有了共识,没有人出门拜年,都缩在家里,也不串门。

母亲感慨说:“这真是这辈子过得最冷清的春节了。”很快,她又说:“不过也好,我轻松很多了。往年拜年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接待这个又接待那个,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可以躺在家里。本来大家都不怎么愿意出门拜年,也就细伢儿高兴。现在好咯,大家都可以松一口气了。”正说着话,手机响了,一看是亲戚打过来的。接着,好几个亲戚也都打了过来。在母亲的催促下,我也拨打了几通电话给我的舅舅、姨娘、姑妈他们。大家都说:“就在电话里拜个年哈。”新年快乐。理解理解。是我们说得最多的两句话。

我本来以为这种紧张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可是连续多天的阴雨天气过后,到了大年初三,开始变成阴天了。垸里的水泥路被风吹干,空气有了一丝松动。几乎能感觉到初一、初二那种家家户户大门紧锁的严峻态势变得和缓了,开始有人打开大门在屋场打扫,菜园里婶娘戴着口罩在割包菜,水泥路上一个男人叼着一根烟,口罩拉在嘴唇下面。在家里闷了两天的父亲,跑出去站在垸门口的墙上看贴的通知单,我在二楼正好看见,立马跑到阳台上让他赶紧回来。他说:“没得事,我就看看。”我坚持让他赶紧回,他不情不愿地往回走。我又问:“你口罩呢?”他说:“在我口袋里。”我没好气地说:“赶紧戴上啊!”

两天。就初一、初二两天时间。大家还能在屋里待着。到了第三天,严峻的形势被乡村平安无事的假象给柔化了。陆陆续续有人开了门,开始有小孩子在屋场上追逐打闹,也有叔爷们在水泥路上晃荡,一边抽烟一边跟人聊天。没得事。没得事。不消自家吓自家。他们都有这样的心理。毕竟周围没有人感染嘛。毕竟也没听说哪个认识的人死掉嘛。连我父亲也是,在家里看了两天电视,我一个不留神,他就跑出去到垸里的麻将馆看牌去了。只到吃午饭时才回来,我很严肃地跟他说:“爸,你不能这样乱跑。你不光要为自家负责,也要为全家人负责。”他回道:“哎哟,没得事哎。都是自家垸里人,么人感染么人?”我还要说话,他已经不耐烦听了。

我开始意识到我父亲身上有一种“认命”的意识。他觉得在这样一个灾祸面前,你感染了算你倒霉,没有感染那就不要吓自己。反正这就是命。落到你头上,你跑也没有用。至于戴口罩、勤洗手之类的训诫,在他看来既麻烦又无用,他也做不来这些烦琐的预防工作。也许不只是我父亲,那些叔爷、婶娘都有这样的思想,再往深处追究便是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吧。至于我这样“一惊一乍”的警告,在他们看来也就是小孩子不经事的表现,不用放在心上。

电视上关于疫情的报道,他们已经看得麻木。说到底,他们觉得这个其实离他们很远,虽然“封城”了,虽然到处好像人心惶惶,但在垸里,依旧是如此平静。不知道疫情未来是什么态势,但想让他们把自己闭锁在家中那么长时间,是不可能的。此时,疫情成了他们的谈资,而不是一个让人惊恐的无形巨兽,毕竟它还没有拍打过来,毕竟没有血淋淋的现实放在眼前。

等了两个半小时,江风几乎把我吹透,从头到脚都是寒沁沁的,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还好江堤上无人,否则别人要吓死了。长期生活在北京,习惯了有暖气的生活,乍一回到南方,身体真是不适应。老家的冷,我曾经如此形容过:“去我长江边的老家试试,那冷是怨妇的冷,她既不拿大风的爪子挠你,也不拿干燥的语言骂你,她甚至都不看你,她就坐在屋子的深处,不说话。可是你能感觉到她无处不在,每一块砖缝都渗透了她湿冷的心事,空气中每一颗细细的水珠都是她暗暗洒下的眼泪。你挣不脱、甩不掉,晚上睡觉时,她的手悄悄地摸你的脸,透过你的肉,摩挲你的骨头。你冷得发抖,她叹息的气息拂过你的脖子。”而母亲始终不理解我为何这么怕冷,捂着暖手宝,穿了一层又一层,看书的时候腿上还盖着薄棉被,结果还是感冒。她经常忙来忙去,洗这个刷那个,背上出了汗就塞一条毛巾,而我冻冻缩缩,如一只可怜的流浪小狗。

我不能再感冒了。前两天早上一醒来,感觉眼睛肿肿,身子乏力。母亲在楼下喊了很多次让我起床吃饭,我也没有力气答应。母亲后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你每天起得都好早,今天八点多了,你还没有起床,我心下一沉。”我立马明白母亲担心我是不是感染了。毕竟我是从武汉回来的,毕竟现在感染的人如此之多……我自己也说不准是不是,但另外一个声音一直执拗地响起:“不要想多了,这就是普通的感冒。”每一年过年回家,我都会感冒的,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好不容易起床下来吃饭,母亲已经帮我盛好了红薯粥,而我毫无胃口,闻到了菜的油盐味,立马想吐。我忍着恶心吃了两碗粥后,就上楼来了。坐在床上,昏昏欲睡。母亲进房间时,我正准备脱衣服,她立马说:“你先莫睡,我烧了青艾水,你泡泡脚再睡。”我说好,母亲又下楼去了。窗外连续多日的绵绵冬雨,窗玻璃上结着水珠,风从窗户缝隙里杀进来,裹着凛冽的寒气。我又忍不住一阵哆嗦。

如果我真的感染怎么办?那时候我忍不住想这个问题。首先我肯定害了全家,毕竟我们天天在一起近距离地生活。再一个,我怎么去医院?据说那里已经人满为患,我该如何避免交叉感染?我只有一次性的口罩了,网上买的和朋友寄的,都送不到乡下来,更何况已经“封城”了……好多现实的麻烦问题蜂拥而至。最后,我才想到我可能会死,不是吗?肺部被病毒侵占,呼吸困难,身体各个器官都遭到损害……这些想想都让我害怕。

正想着,母亲拎着塑料桶上来了,桶里是滚烫的青艾水。母亲先用毛巾帮我擦背和脖子,让我换了一件内衣;把青艾水倒到洗脚盆里让我泡的同时,母亲又拿生姜片给我擦手和脚。她一边擦一边担忧地看着我。我勉力地笑道:“没得事。应该就是感冒。”她“嗯”了一声,蹲下来给我搓脚。我说:“我自家来。”母亲不让,她耐心地试试水温,又加了一点热水。我再一次说:“我自家来。”母亲捏着我的脚,轻轻地揉着:“脚暖和了,人身体就暖和了。睡一觉就好了。”等我洗好脚上了床后,她帮我掖好被子,被脚拿薄被子盖住,这样就不会漏风。

一躺下来,几乎立马就睡着了。再次睁开眼时,窗外的雨还在下着。我的身体感觉清爽了很多,精气神又回来了,而且也饿了。看来我真的只是感冒而已,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下楼到厨房来,母亲又做了一桌饭菜。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母亲见此,也松了一口气。我忽然想起前一年感冒发烧,多日不好,去村卫生所打了几瓶吊瓶,还是不见好转。我直到临走前一天又打了几瓶吊瓶,出了一身汗才算是恢复过来。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瞒着我去问了隔壁垸通鬼神的妇人,那妇人说是我刚去世的大姨缠着我不放,我身体才如此不见好。母亲烧了纸、祷了告,我才逃过一劫。我想这次她恐怕又去这样做了吧,便问她,她默认了。我又笑问:“这次又是哪个先人?”母亲说:“这个你莫管,现在好了就行。”我笑母亲又搞这一套迷信,母亲忙喝住:“莫瞎说!菩萨一直保佑你的。”我笑回:“那你就是菩萨,你保佑我。”母亲笑骂道:“你莫乱说,我要有这个本事,你就不会病咯。”

不会病的。也不敢病。这个时候病了,哪里敢去医院?我还记得昨天晚上在房间里,母亲走了进来,跟我一起看新闻。电视上关于疫情的报道一个接着一个。母亲忽然问:“如果我感染了,你会照顾我啵?”我愣了一下,隨即说:“当然会!”我想起之前跟母亲说起武汉一个小伙子感染后情况十分危急,是他的姐姐连续多天在病房里照料,直至他最后病愈出院。我是不是真能做到他姐姐那样,我不知道。很多事情临到发生时,才会看到自己是勇敢的还是怯懦的。母亲点点头,笑道:“我也是傻,要是我感染了,估计全家人都感染咯。那才是麻烦嘞!所以,还得要在屋里好好待着。好好活着,比么子都重要!”但是在屋里也不能好好待着,不是吗?父亲的药用完了,武穴市区那边去不了,镇上这边也难去。现在这种封路封城的情况下,很多像我父亲这样有慢性病的人,买药的确是相当困难的。还有那些需要去医院就医的人,也面临着无法去、不能去的状况。现实中这些隐形的困难无处不在,他们也无法发出声音,只能默默忍耐。

为了防止冻僵,我在大堤上来回走动,跺脚吹气。过了快三个小时,才看到父亲从长江大堤下面的小路上慢慢地走过来。远远地看到他迟缓无力的步伐,我就知道没有买到药。上坡时,他气都快喘不上了,脚踩在烂泥里,腿弓着使不上劲,我赶紧过去扶他,他腋下的衣服都湿了。我问他如何,他摇摇头:“所有药店都关门咯,打电话也没得人接。大街上都没得人,到处喇叭都在喊着要防疫情。”我说:“我再想想办法,看我哥在市区那头能不能找到开的药店。”父亲没有回应我,一直在喘气。我让他坐在车厢里,我来开。他没反对。

到家后,母亲立马迎了出来,一看父亲沮丧的神色就猜到了结果。她没有说话,和我一起把父亲搀扶了下来,让他在房间里休息。安顿好父亲后,我跟着母亲到灶屋里来,又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母亲说:“你赶紧多喝开水,感冒药和板蓝根都有,你也吃了。”我连说好。吃完药后再下来,问母亲:“哥哥一家不是说来,为么子还不见来?”哥哥是在微信上告诉我他全家要回来的,母亲知道了特别高兴。我们已经好多天没有见面了,虽然在同一个城市,他们住在武穴市区,我们在乡下,直线距离也就十来公里路程吧。如果开车的话,不到二十分钟就能到家。可是现在要想见一面真是太难了。本来前几天他们打算回家的,母亲趁着天气好阳光足,晒了被子和枕头等他们晚上回来睡,可是下午哥哥就说回不来,因为车子开到百米港大闸,碰到了路障,只得返回。就在昨天,母亲不死心,拎着一大桶新鲜的冬青菜回来,让我给哥哥打电话回来拿菜。我说:“他么样回来的?市里已经下了命令,不让机动车走咯,我哥哥没办法开车回。”母亲遗憾地说:“也不晓得他一家在市里有没有米吃的。”我说:“这个你放心,市里的超市肯定还有买的。”

从我们这里到市区的公交车已经停了多日,如今机动车也不能开,基本上去哪里都寸步难行。垸口前面的省道上,偶尔有救护车驶过,其余时间空空荡荡的。哥哥之前还时不时开车回来看看家里情况,现在完全不行了。嫂子发视频来,只见哥哥沿着客厅慢慢跑步,侄子坐在沙发上无聊地看电视。在市区里不能出门的人们,大多都如此发呆度日吧。还是在乡间稍微自在些,可以楼上楼下走动,实在闷了,站在大阳台上看田地和村落。

可是,这种自在的幻觉,母亲一说完话,就立马消失了。母亲说:“你哥说他不回咯。”我惊讶地问道:“为么子?”母亲说:“他说俺垸里有个人感染咯。”我忙问谁,母亲说了名字,我一听,那个人的屋子不就是在我们家斜对面吗,离我们不到二十米远?站在窗前,就能看到那屋子。没有看到人出来,只有晾晒的衣服还在外面。完全看不出来那家有感染的慌乱气象。我立马发微信问我哥哥,我哥哥发来一张图片,打开看是武穴疫情分布图,是一个表格,上面有“乡镇”“村名(社区)”“确诊”“疑似”“合计”五块,在村名那块果然看到了我们村子的名字,疑似那块显示“1”,但并没有具体到垸(我们这里几个自然垸组成一个行政村),更别提是哪一个人得了。我不知道哥哥是从哪里知道这个人的名字的。

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感涌上心头。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跟我,还有我的家人接触过,而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人接触的那些人是否跟他接触过……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活动轨迹,也就是说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是否被他感染。本来我以为我们这边可能侥幸躲过,毕竟没有听说谁感染了。多日的好天气几乎快让人忘了疫情的严重性了。饱暖的阳光洒下,江风和煦,田野里青草从泥土里钻了出来。各家各户在自家门口晒起了棉被,把菜园里吃不完的萝卜切成丁晒干,土狗在麦田里追来逐去地玩闹。哪里像是要出事的样子!可是疑似感染的人就在身边,我们毫无察觉。

我赶紧把窗户关上,楼下有窗户是坏的,完全合不上,风一直往屋里灌。屋子这么大,哪里能完全闭锁?我把情况发到朋友圈,我的发小(他的家离那个人的屋子就隔了三个房子)跟我视频,他说那个疑似感染的人是村里另外一个垸的人,一直住在市区并没有回来。一时间,我不知道是哥哥说的是真的,还是发小说的是真的,或者两人都是?我没有办法去确证。再看窗外的村庄,静悄悄的,偶尔有几个行人在马路上走,婶娘蹲在门口洗鱼,叔叔在扫地,一只小狗在墙边跑动,完全没有显露出恐慌的迹象。也许,他们还不知道。我要不要告诉他们?可是我并不能确证消息的真假。但是这种静谧的气氛,让我感到恐惧。

我把父亲没有买到胰岛素的事情告诉哥哥,让他在市区留心一下是否有胰岛素买的。他说好。我又补充道:“如果能多买一点就多买一点,备着总是好的。”哥哥说晓得。至于如果能买到该如何送过来,我没有细想。父亲躺在床上说:“你哥买不能报销。”我说:“没得几多钱。你不消担心的。”父亲叹气道:“我现在没办法挣钱,只能靠你们咯。”我说:“你莫多想。好好养身体就好咯。”父亲没再言语。不一会儿,父亲问:“外面为么子这么吵?”我隔窗看去,只见一辆电动三轮车从屋边开过,车厢里搁一个大功率扩音器,正在播放广播,让大家尽量待在家里,哪里都别去。刚才我也听母亲说起去村里买菜时,垸口除开之前停着一辆面包车防止车辆进出外,还专门有人把守,只要人们聚集聊天,那人就会去劝阻,而且店铺都关门了;家家门口也都贴上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提示》和《武穴市人民政府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隔壁婶娘从菜园里摘了一篮子菜从我们家门口过,见到站在窗户后发呆的我,便笑问:“秀才哎,是不是想回北京咯?”我说:“北京也严重咯,还不如在屋里。”婶娘又问:“你读书多,晓得么会儿是个头哦?”我说:“我也不晓得。这个恐怕没得人晓得。”婶娘叹口气,往她家的方向走去。婶娘戴的口罩,还是村干部上次发的一次性口罩。垸里大部分戴的口罩也是一次性的,有稍微好点的,也是反复戴了很久,没办法更换。而我手头只剩下从北京回来前夜买的那一包口罩,三个。这些天没舍得用,因为想等着以后回北京的路上用。大家基本上都是处于毫无防护的状态。至于消毒液更是没有,也无法买到。大家能做的就是待在家里,有点听天由命的意味。

母亲走进来,让我们去吃饭。我和父亲说好,起身去灶屋。母亲做了一桌子好菜,有我喜欢的山药炖腊肉,也有父亲喜欢的青菜汤。窗外广播还在响着,我们默默吃着饭。窗户虽然紧闭,但风已经从缝隙里钻进来。母亲察觉到了空气中的沉闷,笑道:“你们为么子都不说话?我做得不好吃?”我说好吃。母亲点点头,拿起勺子给父亲舀了一碗汤,因为父亲手不听使唤,老在发抖,然后又给我夹了几块山药。这些做完后,母亲笑着说:“这个有么子好怕的?几多困难都过来咯,还怕这个?都吃饱饭,睡个好觉,心情好了,也就不怕这个咯。”我“噗”地笑出声:“妈,你为么子突然这么会鼓励人咯?”母亲说:“要自家给自家打气才行!”

吃完饭后,我回到房间,开始收拾。母亲拎着开水瓶进来,惊讶地问道:“么想到今天收拾?”我一边整理书桌一边说:“看样子我短时间内是走不了咯。以前把这个房间当客房,住几天就走。现在既然是这个情况,我就要有做主人的自觉,好好住下去。”母亲一边帮我收拾一边问:“这些糕点你不吃了?”她指着我桌子上果盘里的点心。我说:“我现在要少吃甜的,所以就不吃了。”母親说:“你原来到了夜里吃这样吃那样,现在变了,不爱吃东西了。”我说:“小时候管么子都没得,所以见到么子都想吃。”母亲愣了一下,嗯了一声:“你在外面吃得好不好?”我笑道:“你不要担心我,我在外面过得蛮好的,吃得也蛮好。”母亲点点头:“做妈妈的,永远都是这样的,担心你这个,又担心你那个。”

最后一件衬衣叠好后,母亲放在衣柜的第二格,此时她突然问我:“要待这么长时间,你会不会烦?”我摇头:“不烦。”母亲点头:“那就好。那就好。”又聊了一会儿,母亲往外面走:“不早了,你也早点睡。”我说好。走到门口,母亲问:“明天你想吃么子?”我说:“你做么子我吃么子。”母亲说行,关上了房门。外头响起了放鞭炮的声音,以往这个时候肯定有其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回应,毕竟还在过年期间,可是现在它孤零零地响着,连母亲下楼的声音都听得见。

责任编辑.陈崇正

本文刊登于《花城》202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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