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故乡的文学之情

导演：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花城》的读者，也是《花城》的作者，那您与《花城》杂志是如何结缘的呢？同时，在众多文学刊物中，您觉得《花城》具备怎样的特点？

张抗抗：我与《花城》结缘较早，在《花城》刊发第一篇作品是在1981年。我祖籍广东，1980年应《羊城晚报》之邀到广东过春节。父母从杭州到广州，然后我们一起回广东老家，也就是当时的新会县，现在是江门市蓬江区。我在杭州出生，直到三十岁也就是1980年才第一次回到祖籍广东。我母亲是浙江人，我父亲九岁离开广东，也是很多年没有再回去。因此这一趟返乡后，我写了一组散文《新会印象》，这组散文就是在《花城》上刊发的。当时《花城》创刊不久，向全国的青年作者热情约稿，我就把我第一篇写广东的散文给了《花城》，后来的几十年中，我陆续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四五个作品。

《花城》的个性特点在于它的文学性、创新性、实验性、探索性。《花城》创办四十年，风格非常鲜明，属于那种辨识度很高的刊物。它始终倡导文学形式观念的创新和探索，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不拘泥、不守旧，传统与现代兼收并蓄。概括说，我想到用八个字来形容《花城》：花团锦簇、以文筑城。用“百花齐放”的包容性构筑文学之城。

在我看来，每一个杂志都应该有自己不同的个性。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关注度非常高，几大杂志创刊或复刊以后，普遍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就有“四大名旦”之说。后来这些杂志慢慢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色。差不多从80年代开始，80年代后半叶到9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文学创作的探索创新，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文学杂志也都发表了很多创新作品。但是，《花城》具有唯一性，它的探索步子更大、更集中、更勇敢，而且始终如一。有一些杂志后来逐渐地回到现实主义范畴，但《花城》依然坚持它的探索性，一以贯之，不改初衷，并且摈弃商业性操作，坚守文学的品格。四十年以来一直坚守文学的品格，可以说是一种高贵的坚持。

所以那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很自然地就会把自己的作品给到《花城》。很多年轻的、不那么有名的作家，或者因其独特性而被其他刊物拒绝的作品，都在《花城》得到了发芽开花的机遇。直到现在，我们仍可以在《花城》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作品。

导演：您用“高贵”这个词儿来形容，非常贴切，且十分有力量。且用“花团锦簇”来形容它的包容性，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之一，您觉得这种包容性跟广东这个地域的文化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没有关系呢？

张抗抗：有非常大的关系。从近代史看，又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西方很多先进的思想，都是通过广东口岸进入，然后北上传播的。康梁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所以，广东有一个忧国求变的文化传统，是探索和开创的源头。20世纪80年代后，广东又一次成为开风气之先、八面来风的改革开放前哨，后来又有深圳这样新进的城市崛起。《花城》创办于1979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改革开放初期春寒料峭，在冰雪初融的土地上破土而出的“花”，具有耐寒性、挑战性、独立性，不媚俗、不随波。它在不断的成长中，越来越鲜明地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只要看看近年的杂志就知道，《花城》把这种姿态坚持到当下，而且越来越坚定、丰富。

《赤彤丹朱》：“非红”“非梦”“非黑”

导演：您1994年在《花城》发表了长篇小说《非黑》，这部作品的内容、主题和写作意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张抗抗：1994年年底，我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刚刚完成，我将它拆分成三个部分：“非红”“非梦”“非黑”。其中，《非红》发在了《收获》，《非梦》发在了《钟山》，《非黑》发在了《花城》。

这三个中篇连起来就是长篇《赤彤丹朱》，“赤彤丹朱”四个字都跟颜色有关的，都是红色，它是以我的家庭背景为原型的，写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对父辈历史的再度思考与重新审视。《赤彤丹朱》于1995年正式出版，《花城》刊发的《非黑》就是其中后面的一部分，分量很重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