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小姑娘呀！”

闷热的南昌午后，当我和摄影记者走进这栋工厂宿舍的老楼时，首先传来的便是杨本芬爽朗的笑声。

桌子上摆着切好的西瓜、泡好的热茶，她像任何一个寻常人家的奶奶，欢喜地迎接前来光顾的小孩，麻利地切菜做事，精力充沛，热情而明媚，浑然不见作品里的伤痕。

今年80岁的杨本芬，刚刚出版了她人生的第一本书—《秋园》。秋园，是她的母亲，本名梁秋芳，生于1914年，逝于2003年，跨越了中国社会的几番变迁，度过了时代更迭的诸多荒诞。

《秋园》是一本近乎复刻杨本芬全部真实回忆的作品。在这个“母亲一生的故事”里，杨本芬写了以秋园为代表的普通中国女性的一生，写了一家人如何在时代的颠簸中挣扎求生，写了邻里乡亲的生生死死，用笔赶路，重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无需想起，不曾忘记

在杨本芬的书房里，我见到了凝固在相框里、88岁的秋园。她穿着一件褐色的上衣，扣子系得整齐，露出内里端正的白色立领。

杨本芬的大女儿章南记得，这件上衣是外婆88岁时南昌来，自己带她去买的料。外婆亲自挑了布料，说料子正面不好看，要反面，就用反面做了这衣服，拍了照片。“你看她这一生，都是小白领要露出来，对襟，扣紧扣子，很精致。”

拍摄照片的次年，秋园便去世了。那一年，杨本芬正在南京帮二女儿章红照顾孩子，自己也做了外婆。

母亲的死令暮年的她极为痛苦，也让她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人死如灯灭”，母亲在这世界上存在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那些艰辛痛楚、一生颠沛，就白白经历了吗？

杨本芬的二女儿章红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家里有许多藏书。年轻时就喜爱读书的杨本芬常常在家务闲暇之余找书来看。在不同的字里行间，她读到了许许多多的母亲。她们像秋园一样，渺小又伟大—而文字，令她们音容闪耀，鲜活而永恒。

直到读到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杨本芬一连读了两遍，深深沉浸在那浓烈又悲伤的感情中，同时，她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也要开始写我的母亲！”

自己也已经是快60岁的老人了，再不写恐怕来不及了。在章红家，那个由封闭阳台改造成的狭长厨房里，杨本芬开始迫不及待地动笔。

她在厨房里写作。4平方米的空间布满水池、灶台、冰箱，容不下一张书桌。杨本芬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用一叠方格稿纸、一支笔来写。写完的那些，就收进不怕水溅油污的塑料袋里。

她在家务间隙中写作。有时，是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沥水的空闲；有时，是灶头炖着肉，等待汤水滚沸的时候。

杨本芬一生从事过很多工作：种田、切草药、会计、承包汽车零配件仓库、供职汽运公司……没有一样与文学有关，她“喜欢看小说，很崇拜作家，觉得作家好了不起”，但从没奢想过自己也能像作家那样去写作。

但在女儿厨房抽油烟机的轰鸣声里，杨本芬发现，写作自己的母亲与过往，太容易了。只要提起笔，杨本芬觉得自己“像个演员进入了电影中”，那些亲身经历的往事烙印在生命中，刻骨铭心；只要闭上眼想一想，画面就潮水一般地涌来，过去的日子拥在笔尖，争先恐后地等待被诉说出来。

“就像歌里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在翻涌的记忆里，杨本芬按照时间顺序，从妈妈的童年开始写起。

每写一笔，就是和妈妈重新相会一次。

1919年，5岁的秋园不谙世事，和父母兄弟一起生活在中原腹地的河南洛阳，在雨后的屋檐下光脚踩水，还不知道命运为她准备了怎样的磨难。

1926年，12岁的秋园一连失去了3位亲人，在那个春天，也永远结束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1931年，17岁的秋园用“送我读书”为条件嫁给杨参谋，也就是杨本芬的父亲。杨本芬为父亲取了化名“仁受”—这也像他的一生，仁慈善良、甘于忍受。

读到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杨本芬一连读了两遍，深深沉浸在那浓烈又悲伤的感情中，同时，她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也要开始写我的母亲！”

1937年，23岁的秋园随同仁受供职的国民政府撤往重庆，在中途停靠的武汉下船，把过去的生活抛在了吊桥那头。

1940年，26岁的秋园生下女儿杨本芬。在书中，杨本芬叫自己“之骅”，这是她旧时在家乡的名字。

30岁的秋园、40岁的秋园……挨饿、受苦、丈夫去世、改嫁、远走他乡，在漫长而苦痛的岁月里，她生下6个孩子，带活3个，夭折3个。孩子夭亡，丈夫早逝，社会饥饿动荡，苦难堆叠的一生里，她常说“不是日子不好过，是不耐烦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