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冬天，20岁的非洲男孩Diarra Boubacar花了三天时间，从马里共和国来到北京。

在北京的机场，他穿着一件单衣，挎一个小布包，冻得浑身哆嗦。大使馆没有接到电报，他只碰到来接肯尼亚留学生的老师，给每人倒了一杯热水。因为语言不通，双方面面相觑。

当天晚上，Diarra Boubacar和另外11个同学哭得稀里哗啦。他们将在中国学习几年医术。

学校派的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到一个办公室窗口排队，里面坐着一个会说法文的人，问过他的名字后，在纸上写下“迪亚拉”三个字——后来，他在中国办理所有手续都用这个名字。

那时，他一定不会料到，接下来的34年大部分时间都将在中国度过。如果现在让他选，他会选狄仁杰的“狄”。

这里的人们称呼他拉医生，阿迪，黑医生，迪博士，迪拉博士或迪老师。“怎么叫都无所谓，反正我是一个中医”，他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说道。

“黑医生”

大约早上7点半，迪亚拉从50公里外的昆明市区开车到了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到了办公室，他第一件事是换上白大褂。在这家医院，他的工作是给患者诊断病情，开药和扎针。

一些患者早早地在办公室里等候了。患者落座后，迪亚拉医生示意对方将手平放在脉枕上，先是左手，再是右手。他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轻放在患者的脉搏处。房间里太冷，迪亚拉把双手搓热，再给一个中年男人把脉。

“先问你几个问题哦，小便正常吗？”

“正常。”

“晚上起夜吗？”

“有时喝酒了会起来一两次。”

……

一套问询下来，迪亚拉医生已经摸清了患者的病症，开始给他出药方，“黄芪，15克，当归，15克，桔梗10克……”

接着，一对母女坐到迪亚拉跟前。

“有男朋友了吗？”迪亚拉对女孩说道。

“没有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我给你介绍一个，黑皮肤还是白皮肤的？”

女孩和她的母亲腼腆地笑了起来。

“让我把你调理好，变得漂漂亮亮的，马上就找到男朋友了。”

办公室里排队的患者都跟着笑。

“我不想病人带着痛苦来我这看病，结果又以同样痛苦的面容出去。尽可能把每一个病人当成自己，爱病人如同爱自己” 。迪亚拉习惯和病人开中国式玩笑，让他们忘记痛苦。

但有时他也很会严肃——

女孩和母亲起身离开后，一名年轻男子急急忙忙地坐了下来，他强调自己时间有限，并提出要求：不扎针，只有少量时间吃药。

迪亚拉严正地看着他说：“你的肝问题很严重，如果你连吃药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可能康复？”那名患者哑口无言。

黑色皮肤常让他成为医院里的焦点。一个36岁的女人坐到迪亚拉面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迪亚拉望着她笑着问：“你是不是怕我？”

“没有……没有……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太黑了。”

迪亚拉听完笑了起来。“其实我是佤族人。”

办公室里的笑声此起彼伏，患者一律说着本地的方言，迪亚拉专注地听着，不时点头。

一个病人的脸上长满红色的疹子，以为自己是内火所致，迪亚拉告诉他，顽固的疹子是湿气所致。“中医是包括内、外。内包括汤药；外，是外用的膏药，针啊、灸啊、罐啊等等。”病人似懂非懂地点头。 “用完药，你的口不干了，大便通畅了，红疹也会消失。”

病人一个接一个。当天坐诊的十几个小时里，迪亚拉只起身过三次，一路小跑进厕所，其余时间都坐在椅子上。作为外聘医生，他每月有一半的时间在成都的一家医院坐诊，另一半时间在这家医院。

去年下半年，宜良縣第一人民医院中医工作室副主任杨勇英初次见到迪亚拉，后者的普通话水平超乎她的意料。

迪亚拉的第一个病人是位老人。拿到处方后，老人凑到杨勇英耳边说：“怎么是个黑人医生啊？皮肤这么黑，我还以为是个白人。”杨勇英默不作声，担心迪亚拉听到。“但后来还是有病人这么说，他都只当玩笑。”

在宜良，迪亚拉的社交圈里只有同事和病人，他给这家县城医院带来了扶阳罐和灸导仪等中医技术。

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迪亚拉带着13位同事到县城郊外一座海拔3000米的山上采药。那天他背着一个大包，蹬着一双并不合脚的鞋子，早上9点出发，攀爬了10个小时。他们采到了野菊花，紫丹参，五爪金龙等几十样草药。

下山后，杨勇英和同事们才发现迪亚拉的膝关节疼得厉害，脚磨起泡，鞋子开成两半。“他坚持自己拿着所有工具，不想麻烦别人”，杨勇英说。“随和，敬业，健谈而友善”是同事对迪亚拉的评价。

在10岁的女儿尼西眼里，迪亚拉是个急性子的父亲。早上6点的飞机，他一定会在凌晨3点出现在机场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