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丁·哈里斯（Nadine Burke Harris）所著《深井效应》（The Deepest Well）是一本公共卫生领域的著作，但从拿到书稿的那刻开始，我就把它当作一本讨论教育，尤其是情感教育的书来读。在我看来，哈里斯的研究将美育的本质问题摆置在了台面上，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如何与自己、与他者相处。这里说的“他者”，并非来自远方的陌生人，而是我们的近亲属—子女、父母或者监护人、配偶，乃至所有不得不直接面对的、活在现实中的、亲近的人;这里说的“相处”，也不是事理层面的“打交道”，而是一种情感的生成与流动。也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爱那些与我们亲近的人，包括爱我们自己。

儒家有亲亲之道，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是“泛爱众”的基础，而“泛爱众”正是审美教育所要达到的一种伦理目标。但在今天，这个基础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像一口深井，被人们有选择地忽视了。这不仅是我们的医疗所面临的大环境，也是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审美教育所面临的基本语境。

警惕被美化的“童年经验”

本书标题中的“深井”是一个隐喻。

几乎所有学过流行病学或公共医学的人都听过这个故事：一八五四年八月，伦敦霍乱。在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是“瘴气”作怪，因而大肆宣传开窗通风，唯独一位名叫约翰·斯诺（John Snow）的内科麻醉医师对此表示怀疑。他想，如果霍乱是借助空气进行传播的，为什么临床症状不是发生在呼吸系统，而是在消化系统？经过一番调查，斯诺发现苏活区宽街（Board Street）上因霍乱去世的人最多;而在这条街上，越靠近一口饮用水井的区域，人们的死亡率越高;唯一的例外，是井邊的一家啤酒厂，无一人染病。于是，斯诺认定病源就在那口井里，井水被污染了，而啤酒厂的工人因为都喝啤酒，自然就不会生病。事实证明了斯诺医生的判断，移除水井后，患病率大大降低。斯诺成功避开了流行理论的干扰，提出一种富有革命性的假说，而这一假说将在数十年后被新的“病菌感染”理论证实。

如今做数据可视化研究的人也许同样听过这个故事，因为斯诺的研究是用可视化的方式进行的。他用一张地图，统计病亡人数，每死一人就在死者住的房子上标注一条横线，最后被画得密密麻麻的地方，正好围绕着那口深井。

然而在本书中，“深井”却并没有这么容易被确定。它隐藏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令人羞于启齿;我们能看见它肆虐之后的影响，甚至能看见它发挥作用的过程，却总是会忽视它造成的伤害之深、之广、之远。这口“井”就是“童年不幸”（childhood adversity）。在美学研究中，它有一个更为广泛的代名词，叫“童年经验”（childhood experience），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叫“童年记忆”（childhood memory）—后两者都没有突出经验的负面性，但作为医生的哈里斯却明确意识到，所谓“经验”的深刻性往往在于不幸。因此，她把经验与不幸连接起来，完整而准确地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童年逆境”（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简称ACE）。整本书都围绕着这一概念的发现而展开。

“江山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很多时候，作为美学研究的“童年逆境”，并没有被放置在公共层面加以严肃地对待。人们津津乐道于马尔克斯小时候“身边有个吃土的妹妹”对其后来写《百年孤独》的影响，也赞赏巴金说自己写《家》是因为“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不少美学家认为，不幸的童年是艺术家们的沃土，悲剧性的记忆与书写能“使人的生命能量畅然一泄”，但他们却忽视了这种唯美痛苦的背后，是社会将要付出怎样惨痛代价，才能成就一个艺术家。

据说，有一位青年问海明威：“作家最好的训练是什么？”海明威答：“不愉快的童年。”我当然相信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深刻的关联，悲剧是真正的审美，是“卡塔西斯”（katharsis）发挥作用的典型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