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写作的隐喻
作者 唐棣
发表于 2020年8月

我是在二○一三年出版的“短经典”系列里,第一次读到以色列导演埃特加·凯雷特(Etgar Keret)的小说。篇幅都很短,并且故事通常发生和结束得都很突然。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书中的一篇同名小说《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一开篇就写作家身份的主人公,自言自语:“我是个写故事的,而不是讲故事的。”对于一个作者而言,或借主人公之口的“坦白”,一定要格外注意!这可能涉及作者对创作本身的思考。

与埃特加·凯雷特一同进入我视野的,还有“短经典”系列的另一本,《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作者是加拿大作家麦克劳德(Alistair MacLeod,1936-2014)。和凯雷特相反,麦克劳德觉得自己“是在讲故事,而不是写故事”。我开始好奇“写故事”和“讲故事”区别在哪儿?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认识—写故事时,最好让读者感觉不到这是故事。看,那就是生活!是为“交融”。而讲故事必须让听众知道,这只是一个有创意的故事,所谓“间离”。

虽然,埃特加·凯雷特笔下的“生活”充满突变。但,这就是现代生活的变体。他的叙述是日常的,吃喝拉撒、插科打诨都有。还有主题之外,被捕捉到的生活里的灵光一闪。更重要的是灵光闪过,小说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本应该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情意绵绵。可生活显然不够慷慨。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里主人公的反抗:“何况就算是写,也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受人逼迫。”读到这里,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太舒服的语气,预示着一会儿,第一声敲门声响起后,一个人突然闯入他的房间逼他做自己不喜欢的事。生活里总有一些意外。随着三声敲门声的响起,这个不幸的作家,又必须面对三个逼他讲故事的人—大胡子抢劫犯、问卷调查员、送比萨的人。到这里,故事已经混入了某种“危险”的生活场景。

小说继续写道:“他要写的不是关于政治或社会状况,而是关于人的状况—他自己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这时我才留意到关于“写”与“讲”的分歧,一直没有停止—也许这是重要的。其中一个听故事的人说:“我早就警告过你了,不要说敲门声!”主人公坚持要讲故事必须得说敲门声,不说敲门声就没有故事,三个人起先意见不一,产生分歧,于是故事又进入有趣又荒诞的状态,后来像所有生活里的样子,总有一方妥协。另一个听故事的人说:“给他点自由。你想说说敲门声?好,那你就说吧,只要能给我们讲个故事。”就这样,可怜的自由,也被一点点吞噬掉了。本以为终于换来了一点故事,这三个闯入者很高兴,在等待这个故事被讲起时,小说突然结束了。

本文刊登于《书城》2020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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