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过早秃头，所以总能感受到“一阵寒冷掠过头顶”，他在写给妻子的一首诗中就如此写道。看他留存于世的不多的照片，深邃的眼神在浓浓的眉毛和光光的脑门映衬之下，除了带给我们寒冷之外，更多的是深深的不安。

曼氏感受到的“掠过头顶的寒冷”，是整个喧嚣时代的象征。曼氏妻子说：我们可以从曼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诗中看出，他从未怀疑一个新时代已随着革命到来，他说“我们时代脆弱的秒表已临近停顿”，旧时代只剩下一个声音，尽管“时间的来源消失了”。接着，是那个时代作为一头脊骨折断的野兽形象，它盯着自己的足迹。在《石板颂》中，曼氏称自己是“一个两面派，有两颗灵魂”。

缺乏人道主义的时代，让曼氏感到一股压力。“众人皆能感受到不断前行的社会建筑之形式的宏伟。尚未见到高山，可高山已将其阴影投向我们……我们不知道，这是迫近的夜的翅膀呢，还是我们应当步入的故乡的暗影。”

时代是兽，是高山，当它压过来时，就变成一把锋利的刀子，砍下曼氏，“如同切掉足踝”。

自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年底，曼氏整整五年没有写诗，却在这段时期转向了散文随笔写作，写下回忆录《时代的喧嚣》。北岛认为，这段时期曼氏的散文写作，“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调整，即在个人与革命之间寻找缓冲地带”（《时间的玫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在回忆录《时代的喧嚣》里，曼氏最关心的仿佛是文学之外的社会事件，也较少提到自己，着力写到的几个人物，其实算不得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皆是“无名之辈”。曼氏写道：

我想做的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生长。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如果有什么事与我相干，我也只会做个鬼脸，想一想过去……在我和世纪之间，是一道被喧嚣的时代所充斥的鸿沟。（《时代的喧嚣》，刘文飞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

曼氏想藏起自己，却又要指出在他身处的时代，每一位正直之人的应对之道。与自己有关的，他就装成一副轻松的样子，“做个鬼脸”。不过，曼氏显然低估了那个喧嚣时代滚滚而来的碾压力。

时代列车“缓慢地爬行”，其实是马上要呼啸之前的蓄劲与热身，它“病态的安宁”，其实是诗人可怕的错觉。

二

曼氏出生于犹太家庭，不过他马上发现，父亲将自己带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纪，一处遥远的环境，但无论如何，这并非一个犹太式的环境”。在大时代的冲刷下，曼氏感到的这种不安，也深深地影响着曼氏的父辈。

父亲则完全没有一种语言。这是一种口齿不清和失语症。一个波兰犹太人的俄语？—不是。一个德国犹太人的语言？—也不是。也许，是一种特殊的库尔兰口音？—那样的口音我没听到过。一种完全抽象的、深思熟虑的语言，一种自学而成的过于华丽、富有技巧的话语，在那里，通常的字眼与赫尔德、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等人的古老的哲学术语结合在一起，一个研究犹太教的书呆子的古怪句法，一种做作的、不是总能说到底的句子—这样一种东西随便算做什么都可以，却不是一种语言，无论是用俄语还是用德语道出，均是如此。（同上）

曼氏敏锐地发现，不单单是自己的父亲如此，他身边许多人也是“口齿不清”。

家庭想说什么？我不知道。家庭天生就是口齿不清的，然而它却有些话要说。我和许多同时代的人都背负这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我们学会的不是张口说话，而是讷讷低语，因此，仅仅是在倾听了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在被世纪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们才获得了语言。（同上）

“我和许多同时代的人都背负这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所以，我怀疑曼氏很有可能就是口吃的。这从他的家庭成长环境、感受到的时代压力，与他写下的文字可以推断出来。

曼氏对文字的发音非常着迷，他总是从发音的角度去写作、解读经典文本。曼氏是一位声音诗人，诚如他自称的：“我没有手稿，没有笔记，没有档案。我不用手写，因为我从不写。在俄罗斯，只有我一个人用声音工作，而周围全是一些低劣者的乱涂乱抹。”

他的文字之中布满各种窸窸窣窣的呢喃之音，这种类似保护色的做法，是他的另一种“鬼脸”。从字面上读来，这也是一种心理补偿，是“孩子们自尊”的表达。这让他感到舒服。

曼氏甚至认为，这种不正常的、低语的声音，有时比正常的声音更真实、更生动，也更接近本质。“一个历史时代终结时的抽象概念，总是要发出臭鱼的味道。俄语诗歌那恶毒、欢乐的低语声要更好一些。”他在评价一位女演员时说：“戏剧过去、将来都将靠人类的声音而存活。彼得鲁什卡（俄罗斯民间木偶戏中的一个角色）用铜片抵着上颚，以改变声音。较之于卡门和阿伊达，较之于朗诵的猪拱嘴，彼得鲁什卡更为出色。”

据曼氏妻子回忆，一九二○年，刚回到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曼氏在诗人俱乐部朗诵了一首关于威尼斯的诗，众人都被曼氏朗诵诗歌的样子吸引：

曼德尔施塔姆便开始唱歌似的朗诵，并轻微地随着诗歌的节奏晃动。勃洛克和我并肩而坐。他突然轻碰我的衣袖，眼光指着奥西普·叶米利耶维奇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