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和回归
可能没人怀疑，作家的童年时代对其一生的成长与书写都是极重要的。就人生来说，童年生活是一个开端，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特殊阶段。虽然童年经历只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但它是记忆的一个“老巢”，各种各样的生活都从那里开始，都堆积在那里。那时的记忆尤其新鲜，所以也最难忘记。
拉美作家马尔克斯曾有一句妙语：“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得住的日子。”一个人走了很长的人生之路，回头一看，会发现一路上的很多事情和一些细节都忘掉了。每当回想往事，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遗憾：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能够清晰记起来的并没有太多。也许就是这些记得住的片段叠加在一起，才构成了我们平常所说的“日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童年时光是最难忘怀的，所以它在人生经历中占据的比重也就更大，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活团块。童年经历会深深地影响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现在和未来。
从童年开始，人的心中拥有了若干神秘之物。这个时段最早的一部分，可能处于能够记忆和不能够记忆的交叉点上，所以回忆起小时候，人们会说：“当年我还不记事。”或说：“那时我好像记得。”童年时期的很多元素会揉入潜意识，它们极其内在，若有若无，甚至是虚幻的和不确定的：不知是诞生之初就携带了这些意识，还是由后天的观察、归纳与综合而成。童年的见识有不可思议的强韧性和规定性，它会制约人的一生。
那些不太清晰的记忆、似有却无的一些生活储备，哪怕是碎片化的，都是极重要的。一个人精神的成长，其实就是从儿童时代出发，一步一步向前，走到非常遥远的地方，最后再回归到童年那样的“单纯”。这好像是一个生命的圆形轨迹，也是文学表达的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童年即包含了一切，潜藏着一个人终生的秘密，人的一生都在展开和放大这些秘密，都在延伸它的长度。童年是不可以选择的，由童年决定的人生似乎也很难选择。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童年是此生的宿命。
深入和返回童年，是人类重新发现自我的一种方法，这可能与一些哲学阐述接近或相通，是涉及人生本源的根本问题。老子说“复归于婴儿”，说的就是一个人长大了，还要回到他的婴儿时期，再次变得“幼稚”“纯粹”和“简单”。这似乎很奇怪，却包含了相当复杂深刻的意味。孩子的眼睛是敏锐的，他能看到成人看不到的很多东西，感知力、直觉力都很强。他们常常能够进入神秘的生命范畴之中，所谓的“天眼未闭”，说的就是这种能力。
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拥有的能力，到了一定年纪可能要失去，因为一个奇特的生命窗口关闭了。“复归”就是恢复最初的洞察力，恢复婴儿的本真：天真求实和汲取真实的能力和勇气。“皇帝的新衣”只有孩子才能指出来，这就说到了自然而然的勇气。人“懂事”了就没有了这种气概，也没有了这种力量。人的一生要将这种能力发掘和保持下去、焕发出来，肯定是很难的，他需要做的功课太多了，大概需要终生的修持。
童年的确有特殊的力量。人在后来的成长中不断接受所谓的“教训”，会修正自己的童年经验，许多时候是生命力、观念以及心气上的一步步倒退。作家迷恋童年，回归和幻想、追寻自己的童年，当然有着深刻的原因。最高的文学属于童年并通向童年，每一个写作者都感叹自己的童年一去不返，这不仅仅是留恋青春，而是留恋曾经拥有的认识力、那个时期的单纯、不顾一切指出真实的勇气。
从童年出发的这一场远行有两层意思。一是地理上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直住在老家的屋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常常离开，直到上大学、为生计与发展去更远方，甚至跨越大洋。另外是心理上的，随着经历的事物和接受的知识越来越多，要思考很多问题，人会在见识上走向远处。但在这两个方面，人都会不断地努力地返回。这种回到原来的欲望是不可遏制的。童年仿佛是一个伊甸园，被逐出之后就无法归来了，但总是要怀念它，在想象中回返它。中国古话讲的“叶落归根”，说的就是回返，是回到生命的根部。
童年记忆中的环境、气昧、食物、声音和色彩等，总是植入深处，非常顽固。少年成长中习得的知识，比童年记忆更顽强更坚韧的大概不会太多。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开头写到，把那种叫“小玛德莱娜”的小点心沾着茶水在口中一抿，最早的感受就回来了，这就是气味的记忆。山东鲁南某地区的人从小吃煎饼和“臭盐豆子”，长大了去城市生活，也还是渴望吃到它们。外地人对这种食物简直不能接受，因为它的气味太怪了。一个人即便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也还是不能适应食谱的改变，这就是童年刻下的记忆。某种食物会顽固而执拗地把一个人拖回童年，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口腹之欲，更是精神、意识、心理层面的综合拖拽力，它转化成实在的、物质层面的追求和落实。可见气味与食物的记忆看起来容易理解，背后却有深刻复杂的蕴含。
托尔斯泰说过：“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结果我只写出万分之一。”他在叹息时间的短促，以及人的健忘。如果说所有作家的文字都有自传的性质，也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写出一部分真实记录，而是其他的意思。作家在大部分文字中，比如虚构作品中，总是努力绕开自己的真实经历，特别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事关系。这既是扩大想象的需要，也为了避免对号入座，防止将作品简单化。但无论如何，如果把作家的全部作品打碎了再黏合，仍然会是一部非常丰富的“自传”。这部写尽了自己的大书第一笔从哪里开始？从童年。
童年是站在世界一侧的观察者。人在参与世界的方式中，从未废除这种观察。托尔斯泰总是埋怨自己长得矮小，不好看，而爱人长得高爽，同样出身大户人家。他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这种自卑的心理从很早就有，而且影响了一生。他要挣脱“外形”的局限，冲破生命的某种“界定”，就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心灵，它的勇敢和崇高无畏。这需要许多尝试。托尔斯泰、福克纳、拿破仑、巴尔扎克，这些有着相似的生理特征的人，外部形体的某些缺憾或暗示，常常帮他们转化出巨大的能量，而在转化的过程中，将做出诸多匪夷所思的、不可理解的举动。
托尔斯泰有一部自传小说《童年》，写的是母亲过世前后一两天的事情，却是厚厚的一本书。他后来又写《少年》和《青年》，写了《安娜·卡列尼娜》，写了巨著《战争与和平》，写了最后的那部小说《复活》。我们读了后来的巨作，再回头再看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会强烈地感到，他许多有关艺术的、世界的看法，都在很小的时候开始萌发并形成：他的语言艺术的色彩、格调，很多元素都可以在少年经历中找到痕迹。
作家的一生不过是在写一部长长的“童话”，虽然有的部分可能不适合少年阅读，但“童话”的性质仍然是分明的。不同的是，作品中的“公主”“老狼”“妖怪”之类角色，在不断地变换身份，恐怖的场景也在不断地变幻。后来的作品更复杂了，但复杂中仍有一种童话的单纯。这种文字往往很纯粹，更能够超越世俗功利主义。而另外一些看似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文字，实际上有可能是简单的、概念化的、标语口号式的，是缺乏诗性的文字。
作家难以超越童年。因此观察分析一个人的文学，还是要像看一部传记那样，从他的童年开始。人生这本大书无一例外是从童年起笔的，直到画上最后的句号。老年人最爱回想童年，所以变得更慈祥，讲故事的方法以及故事的内容与特征，仿佛都在朝这个方向改变。作家下半生的任务，最常见的就是回忆。有的人还不到下半生，而是从很早就开始了这种回忆的工作。美国的马克·吐温四十多岁就开始写自己的传记，用大量篇幅写童年生活，直写到六七十岁才把笔搁下，转而叙述其他：后来觉得无趣，还要继续回忆。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在书写童年。他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都来自密苏里州汉尼拔的童年生活，里面的人物和故事都有实据，书里写到的景物如河流、山洞、小岛，如今还能够在那个小镇子找到，这里已经成了美国人回忆幸福童年的地方。文学，原来是包含了人生无限秘密的、最复杂的一本“童书”，这本“童书”并不简单，它囊括了作家的全部复杂-性和可能性。
惠特曼有一首诗写得真好，它叫《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者那一天的一部分，/或者几年，或者连绵很多年。”
影响一生的视角
有时会觉得作家是一个站在生活旁边、站在一侧的人，这时他远离了群体和社会，在那里独自倾听和观察。一个人由于特殊原因从小变得落落寡欢，会过早地成为一个旁观者。而大部分人不是这样，他们出生以后很快就纳入了一个集体。一个人生长于大而和睦的家庭，更容易-性格开朗外向，善于交流，让人喜欢，在集体生活中会十分“合群”。这种人较能够与大家“打成一片”，及时踏上社会的惯常节拍。这往往由生命之初的不同造成的。如果仔细看作家的传记，便会发现那些杰出的作家，通常拥有和一般人不同的童年。
由于家庭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可能从出生起就是一个独处的、孤僻的个体，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远离群体，时常将自己置于一个寂寞的角落。如果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他几乎从来没有进入这个舞台的中央，甚至不敢踏上这个舞台，而是悄悄地立于幕侧，在灯光之外恭敬地、安静或稍有胆怯地注视和倾听。就这样一直长到更大，才不得不强迫自己融入群体。但是这也只是形式上的融入，实际上他的心理状态、意识以及行为，仍然是与群体剥离的。这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从小因多种原因综合形成的行为-性格。
有一些孩子的确是比较沉默的，是旁观者。对普通人而言，一般来说这未必是好事，他会有心理障碍，交流不畅，融入社会的能力很差，甚至变为人生的大忌。但是在作家这里就未必如此，有时候非但不是大忌，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处。他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去克服一些心理上的障碍，转化自己的“弱项”，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变成了一个思考者、察省者，甚至是未来的宣讲者。作家在童年拥有的特殊视角，真的会影响一生。他早早将自己置于对集体的审视位置，保持一种疏离的关系，找到了暗自舒展自我的机会，也获得更多判断和比较的机会。作家有时处于边缘地带是一件幸事，因为超脱与距离，对他来说很重要，旁观者的身份，也具有深长的意味。
福克纳从小就不是“一般”的孩子。他的曾祖父被记入了当地的历史，既是作家又是军人、企业家，对福克纳的影响很大。但是曾祖父的事业一生都不成功，父母的关系也不和谐，紧张的家庭生活对福克纳有巨大影响。福克纳长得身材矮小，这加剧了他的自卑感。他总是逃离人多的地方，感到自己和他人格格不入，经常独处。在孤独的时候他更多地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以弥补生活的枯燥、干瘪和单调，用幻觉来补偿自己。这样的方法最终会让心理上达到某种平衡感，让生命充盈丰满起来。这其实就是作家生涯的开始：自我幻想、自我满足，尝试各种各样没有经历过的人与事，寻找落实的可能。
叶芝的人生与创作，与他度过了童年的母系故乡爱尔兰西北部的斯莱戈小镇关系十分密切。叶芝没有出生在那里，由于母亲思念故乡，就带着他一起回去。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终其一生念念不忘，死后也葬在了这里。叶芝的很多诗歌都以斯莱戈的自然风物为背景，诗中的神秘主义也大致源于当地文化。
诗人谢默斯·希尼有着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童年，那些描述北愛尔兰乡间田园的诗章成为他的代表作。《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通向黑暗之门》《在外过冬》，几乎都在挖掘童年和北爱尔兰的乡村记忆。童年生活影响了一生的视角。
挪威作家汉姆生的代表作《大地的成长》，是写大自然、劳动与大地的杰作。作者有一个沮丧的童年：从小居住在偏远的荒岛上，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十几岁就要独自谋生，出去打工，经常吃不饱。书中常常写到的一项劳动是挖土豆，中文把它翻译成“地苹果”，出色地表达了对这种食物的爱和喜悦，写出了面对大地的馈赠所泛出的感激之情，以及主人公的兴奋。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一生不幸：当过兵，残废了一只胳膊：当过奴隶，冒死逃离又被捉回。他从小一直站在群体之外，许多时候都是一个猜测者和旁观者，这使他对生活有一种深刻而独特的理解。这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几乎贯穿了终生：一生都是倒霉鬼，一生都试图进入生活的纵深、试图与群体平等交流，但似乎都没有成功。他是穷孩子、伤残者、奴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将更丰腴的感受、更饱满的体验装入了内心。《堂·吉诃德》写得何等开放，主人公足踏大地四处流浪，杀富济贫，匡扶正义，既是道德和勇气的化身，又是一个十足的弱者、一个悲剧角色。作者从小忍受的白眼、欺凌、屈辱和不公，造成了内心的强大张力，影响了一生的认知，也决定了他文笔的色调。堂·吉诃德身上凝聚了塞万提斯无数的幻想，可以想象他自己常常恨不能变成这个无所不能的义士，惩恶扬善，与不计其数的各色人等交往，自由流畅地生活，运用智慧走遍大地。他时常自嘲，却忍住了泪水。这样的一个小说人物，与作家的真实的生活之间存在何等巨大的对比和反差，同时又有多少暗暗相合之处。
过去的作家如此，今天的作家仍然如此。他们一定会在文字背后埋下很深的秘密。这些秘密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精神的。作家对应着他的精神储藏，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表达。这种表达有时是喧哗的，有时是绚丽的，有时是阴暗的，有时是绝美的，有时甚至是荒诞、凶狠和肮脏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用来抵消、满足、平衡自童年开始就埋下的那个难以言说的、不可多得的，甚至是屈辱的亏欠和创伤。
让我们引用更多一些这样的例子。孔子与孟子都是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唐代诗人杜甫幼年失怙，由姑母抚养，一起成长的堂兄弟夭折了，杜甫独自在姑母身边长大，童年也是孤独的。他有诗云：“一日上树能千回”，可以想象他怎样频频攀爬院子里的枣树或梨树，顽皮地上上下下。这是他的童年。王维出生于官宦人家，两三岁父亲病逝，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异常辛苦。王维做了大官以后，置办辋川别墅，将母亲接去安养。他同样是一个内向的、受苦的、寂寞的孩子。韩愈就更悲惨：“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祭十二郎文》）还是婴儿时就失去了父亲，跟兄嫂长大。长兄去世之后，嫂子像母亲一样将他拉扯成人。他考进士三试不第，蹉跎七年。开创北宋一代文风的欧阳修很不幸：“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宋史·欧阳修传》）他从小家境贫寒，连纸笔都没有，更上不起学，好在其母郑氏出身江南名门望族，知书识理，用芦秆当笔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即历史上有名的“画荻教子”。
法国作家乔治·桑有异乎寻常的写作开端。她生在一个小军官家庭，很小就跟随祖母在乡间生活，后来到巴黎上修道院寄宿学校，每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那时她喜欢上了修女生活，想终生留在修道院，后来被祖母硬拉回去，命她结婚。她经历了结婚和离婚之后又重返巴黎，租了极简陋的“亭子间”刻苦写作。就这样开始了创作生涯，即便后来与大作家巴尔扎克他们来往时，也仍然住在小阁楼里。
当代名声盛隆的外国作家中，马尔克斯是极为特异的一位。他在世界上拥有极多的读者，且长盛不衰，是靠文字品质建立起信任感的少數拉美作家。他的文字有一种黏人的亲和力。从他的自传中知道，他小时候不是成长在父母身边，而是由外祖父陪伴。外祖父是一位少校，带着马尔克斯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面，给他讲战争故事。到了十二岁，他才离家上学。
这似乎是一些作家的通例：早早地和群体分开，有形或无形地、被迫或偶然地、宿命般地走进这样的经历。即使有人小时候过得热闹，好像得意、顺心和幸福，但不久之后也会补上“疏离”这一课。一个人不会一辈子都待在和谐的群体中，他和群体之间一定会在某一天发生疏离的现象，这好像是难免的。可能有人成长在很优越的家庭，生活无忧且一切顺意，性格也随和，从小就是活跃分子，是集体当然的一员：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比如世事突变，他即遭到群体的驱逐和流放。从此他将变为被孤立者、被歧视者。童年错过的“疏离”一课，即将补上。
比如大诗人苏东坡，看他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早年十分顺利。他出生于四川眉山一个书香世家，伯父为官，父亲称得上名儒，母系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苏轼从小便能得到第一流的教育，享受第一流的自然环境：拥有诗书万卷，还兴致勃勃跑进山里学道，结识玄人。这样一个孩子是极幸福的。后来“三苏”进京，苏轼和弟弟苏辙同榜进士，轰动士林。苏轼入仕很早，仕途一开始也非常顺利，可以说从童年到为官之初，完全融解在群体之中，而且居于上层。
苏东坡享受过天真烂漫的童年和少年，养成了活泼畅快的性格，在群体中如鱼得水，得意而优裕。他口无遮拦，对同僚这样，对皇帝也敢畅言。这就招来了许多麻烦，厄运随之而来。看他的年表，可以清楚地发现，黄州成为一生重大的分界线。黄州之前他是一个得意的人，这之后则是起伏跌宕的开始。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惨烈的文字狱，这为他补上了人生缺失的重要一课。他这一次差点被杀。在押期间，送饭的人出错，发生了“熏鱼示死”一事，苏轼误以为这是儿子传来的治死讯号，惊恐中写下了绝命诗。
类似遭遇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并度过童年的地方，是父亲供职的一家医院，住在半地下室的公房里。他在那里读《圣经》里的《约伯记》，思考无辜的人为何受苦，似乎为一生的写作找到了基调。因为与十二月党人的交往，他经历了一次“刑场惊魂”：绞刑架一切就绪，头颅套上黑布，临刑前一刻才得沙皇赦免。绞架放生，生活补上了如此严厉的一课。从此之后，他与群体的关系彻底改变，开始站到了旁观者的位置上。这种改变对于苏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所有的作家而言，都是极为重大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的切换，他们对社会与人生的很多问题都难以看得更加清晰。许多时候作家需要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但更多的时候也还需要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热烈与参与是一度的，退离和冷寂则是长期的。这是作家工作的特质，也是心灵的特质。
“外祖母”现象
许多作家的童年都是与祖辈生活在一起的，甚至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外祖母现象”。
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与外祖母在一起，而是说这种情形频频发生以至于出乎我们的预料，让人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总结。马尔克斯跟随外祖父，杜甫跟随姑姑，韩愈跟随嫂子，这时候总有一个人扮演了“外祖母”的角色。民间有一句俗语：“狗记千，猫记万，小孩记得姥姥家。”可见外祖母对于孩子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外祖母”究竟代表了什么？她与一个人的成长所需要重要元素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外祖母是母亲的母亲，而不是父亲的母亲，大概只有她意味着母系之根。如果说作家一生都在使用复杂和艰难的文字分解和改写某种“童话”，那么外祖母是最会讲故事的人。这种“童话”的源头，可能就是外祖母。
普希金的父亲是一个宫廷侍官，诗人是由外祖母抚养的，后又随老人去皇村，在那儿读中学。现在的皇村是许多作家去俄罗斯时必要瞻仰之地。我没有去过皇村，但去过普希金去世前的那间屋子。屋子里有一张漂亮的红沙发，决斗受伤的诗人就躺在这张沙发上，无法止血，任由鲜血一点一点流出，经历了极痛苦的两天两夜。那里至今还存放着诗人一绺深棕色的头发、一件染了血迹的白衬衣。
我从年轻时就读普希金的作品，尽管是翻译的，仍能从中感受他的精神与魂魄。我认为正是孤独的童年让他变得敏感多思，纯洁和倔强。他与群体和社会是另一种稍稍不同的关系，他的目光，他的多情与烂漫，甚至是决斗时表现出的那份勇气，都令人想起在外祖母身边的日子。
高尔基也是这样。他的父亲早逝，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外祖父家。这个有些混乱嘈杂的大家庭还寄居着另一些亲戚，他们好像一天到晚都在争吵。在这种家庭氛围中，幼小的高尔基常常吓得躲到外祖母身边。他听她讲了那么多故事。高尔基在《童年》这本自传中写到了这段极特殊极宝贵的岁月，深情地回忆自己的外祖母。他以费解和嘲讽的口吻讲起外祖父的吝啬：一起早茶时，外祖父竟然要外祖母交出一半的茶叶，而且要一颗一颗数得清楚。通过这样的细节，可以知道两个老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外祖父的怪异，更有外祖母的不幸。
鲁迅的外祖母家在绍兴乡下，他有机会随母亲去外祖母身边小住，就在那里见识了乡村生活，结识了闰土。鲁迅的祖父因科举舞弊入狱，父亲屡试不中，一直在家闲居，后又重病。家道中落令鲁迅自小饱尝辛酸，而外祖母和乡村生活给了他不可或缺的温情，让他对植物和土地有了真切的感受。他的作品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写到乡村，都能让人感受那种格调和气息，即便是那批杂文，其中都有源于乡村和土地的颜色。假如缺乏这原色，缺乏这根性，鲁迅就只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作家和学者。他明亮的底色，温暖与生长的性质，有一些当来自外祖母身边的生活，这对他是重要的。他把童年记忆浓缩进一个虚构的地名：鲁镇。以它为背景的有《故乡》《社戏》《祝福》《孔乙己》等重要作品。鲁迅的母亲姓鲁，他不仅给故事发生地取名“鲁镇”，而且用“鲁迅”作了笔名。
一位作家从小跟在外祖母身边，此后一生都会带有这段生活的印记，他的文字、讲述的口吻和态度，都会受到影响。外祖母在外孙面前无一例外都是故事高手。这可能与她的身份、角度、母性的深度和渊源有关。无论她们知识教养怎样，是否有阅读的习惯，一律都能讲出别致的故事，并有深刻的感染力。这些故事内容不同、讲述方式不同，但总能对外孙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和引领力，从小培养起诉说和倾听的习惯。这种“外祖母”的职能，有时也会由别的亲人来替代行使，像孔子与孟子的母亲、马尔克斯的外祖父、乔治·桑的祖母、杜甫的姑母、韩愈的嫂子、欧阳修的母亲，都或多或少取代了外祖母的功能。这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大概是相似的。
難以愈合的伤口
弗洛伊德认为早期的童年经验会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童年的创伤经历尤其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有过悲惨的童年，长大以后无论怎样成功和美满，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着一个空洞，那里充斥着怀疑和不满足，安全感匮乏而且很难填补。所以无论治疗生理还是心理上的疾病，都应考虑患者的童年经历。的确如此，那些扎根在童年时期的疾病是最难治愈的。
有时候一个人心理和身体的某一种缺憾、创伤，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去改善和疗救。许多作家都有这样的感受：自己童年时期的缺憾影响了后来的文字，也许一辈子都要用写作、用各种各样的努力去修复和填补，尽管效果往往是不尽人意的。对有些人来说，正因为完成不了这种修复的工作，写作才会持续下去，或者说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些安慰。
海明威从小被母亲打扮成一个女孩，穿花裙子扎辫子，以满足她想有个女孩的心愿。这让他非常迷惑和不快，以至于有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觉，影响了一生。如果是农村长大或者工厂、胡同里的孩子，小时候被打扮成女孩并不是一件大事，但对海明威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可能就有些不同了。相对优越和体面的生活，使他在心理与情感上比较脆弱和敏感。海明威在回忆录和给父母的信件中，都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男子汉”。他在作品中极力表现男人气概、硬汉性格，并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就是不能被打败。”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插曲，却形成了创伤的印记。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因为姐姐夭折，小时候也被打扮成女孩，并受到溺爱。他的母亲向往上流社会的生活，父母关系不和，最后离异。里尔克被父亲送到管理严苛的军事学校，一直待了五年。这五年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孤单苍凉，产生了深深的困惑。他性格极为敏感和依赖，同时又有忍耐和不屈，与生活结下了敌意。里尔克一生的诗篇，几乎都在表达人类无法摆脱的孤独。我们从里尔克与大他十五岁的莎乐美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那种依赖：生活、性、思想与文学，仿佛都靠她引领。这与里尔克童年形成的柔弱气质有关。在著名短诗《秋日》和《严重的时刻》里，我们看到这种漂泊无依的状态和命运的不确定性，给他带来了严重困扰。
现代诗人戴望舒小时候生过天花，这使他自卑并造成了敏感和暴躁的性情，以至于影响了一生。他所追求的唯美和爱，正是自己没有或难以获得的东西。
安徒生一生未婚，也与童年阴影不无关系。他的祖母曾在当地一家教会收容所工作，小安徒生曾在那里见过一个裸体疯女冲他大叫，至此有了心理阴影。他与女人接近时会吓得跑掉，还有一种莫名的厌恶感。他把一切都交与了童话，甚至想把生活变成童话，而不愿进入成人世界。
童年造成的心理或者精神的疾病会携带终身。它们可能来自家庭或社会的多个方面。来自家庭的会更细小，但更本质也更深刻，使其变得内向和认真。比如卡夫卡和父亲，海明威和母亲，这些紧张关系都来自家庭。如果来自社会，那种创伤的感觉会外向而强烈。一个与亲人一起忍受屈辱的人，一生都无法抚平这种深重的创痛，反抗将很惨烈，甚至是不顾一切的。在某些时候，这个过程也有可能培养出一种始料不及的“恶”。被恶所伤者，却不一定与恶绝缘，相反在一部分人那里，自小忍受的不公、践踏和侮辱，也会转化成一种恶意报复。这是恶对人伤害的同时，所给予的极不幸的教诲。
压抑和屈辱引起的后果既长远又严重，但它们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创伤关乎自尊、精神，那么这个人会变得格外敏感，而且刚健顽韧：如果是物质方面的，比如说贫困，食物匮乏，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乞讨地步，毫无尊严可言，也许会让他变得卑微，并且很容易在物质的诱惑下显出自己的软弱。小时候物质的煎熬很难让其忘记，后来即便变得富有也不会轻视钱财，往往过分倚重甚至贪求。反之童年时期没有物质艰困的人，财富欲望会较为稀淡，有时身无分文也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穷人。当然这些性格和特征的形成也是相当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
法国作家雨果的生活是充裕的，却要整日叮嘱情人尤丽叶节俭生活，要她记下日常开支的每一个生丁，并经常对家人唠叨，说我们马上就要过苦日子了。写雨果传记的人将这些当成了趣事，读来很有意思。他时刻感到贫困的威胁，实际上财源丰沛，还持有法兰西银行的股票。而同时期的作家巴尔扎克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生都没有多少钱财，债务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却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慷慨解囊，好像是一个富豪。
分别寄出的信件
作家的一生如同在写一封长信，有的投向具体的目标和地址，但大多漫无边际。他向社会或某个群体讲述一些事情，用各种口吻、说各种故事。
人们常常讲“严父慈母”，双亲对于后代的成长当然是至关重要的。母亲是慈爱的，所以通常孩子依恋母亲而害怕父亲。父亲充分体现了“规矩”，体现了人的社会性，而母亲则有更多的自然属性。“慈母”和“严父”这两种角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功利与心灵自由的划分与概括。
卡夫卡三十六岁写下致父亲的长信，其中剖白自幼对父亲的感受，写得那么长，那么细微，那么真切动人，却最终没有勇气寄出。三十六岁，意味着已经完全成熟了。可是他还念念不忘童年时期父亲的“伤害”，还在痛苦地倾诉。他对父亲写道：“你其实是个善良仁慈的人……但并非每个孩子都具有坚韧的耐心和无畏的勇气，都能一直寻觅，直至得到你的慈爱。你只可能按你自己被塑造的方式来塑造孩子，即通过力量、大叫大嚷和发脾气。”他在信中细数了父亲施予的体罚，还有得到一点关爱时的激动心情。在一般人看来卡夫卡太过认真了，近乎钻牛角尖。
在父子关系上，即使是人到中年的卡夫卡也仍然无法超越，无法释然。他的这封信是对“严父”的反抗。但仔细想想，似乎还不止于简单的对“父亲”的反抗，其潜在意义也许更大，他反抗的是“父親”所代表的社会，即社会功利和社会规范。那种极其巨大的、与自由天真的童年难以相容甚至是有些陌生的东西，实在对孩子的成长、对人的天性构成了压迫。卡夫卡太敏感了，压抑的感受也就特别深刻。他自己写信的时候也许没有意识到，这里的“父亲”不仅仅代表一种血缘关系，而是其他的一切。其实从卡夫卡这封著名的信中，我们可以找到他作品中的无尽隐秘。他的反抗性和研究性、一种难言的对于社会陌生力量的恐惧，都在其中了。他的了不起，在于将这种强大的不妥协精神，这种一定要说明白、要倾诉和追究辩解的执着，一直进行下去，并且一生强劲。这种力量是不竭的，最终形成了强大的内在推动力。这种独特的纠缠和偏执，通向的是诗与思的深度与高度。
如果将作家的全部文字看成是一篇篇通信或对话，大概在潜意识和意识中，写给父母的最多。海明威一生都没有原谅母亲，甚至认为她对父亲的死也负有责任。他一生写下的信件，很多都谈到了对母亲的感受，有时到了刻薄的程度。他指责母亲的生活奢侈导致了父子二人的不幸。而海明威敬佩父亲，对他自杀的结局沉痛而又惊惧，更有费解。从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他不断用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勇气，最后竟然也像父亲那样举枪自尽。在最后的一刻，他肯定想到了父亲。这是残酷坚毅、无比执拗的一种父子对话方式，是一封长信画下的最后一个句号。
哈代的母亲是一个打扫卫生的女仆，对作家的童年影响至深。哈代生于英国西部乡村一个石匠家庭，一生中除了在伦敦短暂居住五年，其余时间都在乡村小镇度过。我们从哈代的书中读到的那些感人至深的吃苦耐劳的女性，肯定有母亲的影子。哈代通常被认为是写大地的圣手，可是与大地有着同样意义的女性，也是他作品中最出色的形象。熟悉哈代作品的读者，很容易就能历数那些女性的名字。
被认为是“作家中的作家”的博尔赫斯，因为患有家族遗传疾病，自年轻就双目弱视，后来就失明了。他需要母亲的照顾，母亲既是他的引路人，又是身边最可靠的朗读者。母亲领着他的手往前走，一直走到那些花团锦簇的文字中。博尔赫斯后来做了国家图书馆馆长，那时候已经完全失明。他感叹自己悲惨的命运：坐拥书城，却失去了阅读的能力。“书籍和黑夜”是上帝同时赠予的两件人生“大礼”，实在太过捉弄了，但也只得收下。博尔赫斯长于记忆，不停地回想读过的书，还有母亲一直响彻在耳边的声音。这是多大的安慰。反复沉浸在那些文字和场景中，渐渐化为一张文学和生活的地图，可以精细地抚摸每一条经纬，每一道边界。
作家萧红的父亲无情、冷酷而贪婪，她常到祖父那里寻找安慰。这些童年经历与后来的离家出走、遭遇的情爱与不幸，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她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或可看成致父母、故乡和童年的书札。
暴力和冷漠可以造成伤害，爱也可以。作家劳伦斯似乎是用《儿子与情人》《虹》等小说，表达了母亲过度的爱所造成的伤害。劳伦斯父亲是粗鲁的矿工，母亲则受过良好教育，父母关系冷淡，母亲强势而刻板，大儿子患病死后，即把爱集中到唯一的儿子身上。劳伦斯用小说治愈自己的童年，触及了诸多人类心理深层的隐秘与禁忌。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深情回忆：不到四岁就死了父亲，母亲作为一个没文化的寡妇在家族里苦苦挣扎，身兼慈母严父两职。“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作家一生都在写两封长信，分别投递给父亲和母亲。寄给母亲的温柔而内敛，寄给父亲的则是另一种声气：男子汉的粗音，是成人的声带才能发出的。这声音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逞强和反抗的意味中，有时很难分得清针对父亲本人，还是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
反抗和不屈的种子
契诃夫出生于一个“贫贱”家族，直到祖父一代才赎出了农奴身份。父亲经营杂货铺，对少年契诃夫严厉管束，让他从小站在柜台前不得离开。契訶夫回忆说：“我没有童年。”我们知道无论幸福或不幸福，人总是会有童年的，可契诃夫竟然直接否认了它的存在，听起来真是异常悲凉。
《白鲸》的作者麦尔维尔十二岁时父亲病逝，他和母亲迁居乡村，住在一所很小的房子里。麦尔维尔十四五岁就投身社会谋生，干过文书、店员、农场工人，最后登上了那条有名的捕鲸船当了水手。
这样的作家可以例举很多，他们都有一个艰辛和不幸的童年，伤害与屈辱的记忆跟随终生。这可以构成人们所说的写作“素材”，比起其他人，他们有更多的故事要讲。但最主要的大概还不是这些，而是更内在的情感张力，是这种生存记忆给予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主要用于反抗。每个人反抗的方式不同，但一定是使用了韧长而复杂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有时未免有些晦涩的方法。这并非是直接的宣言和抨击，也未施予具体对象，而是比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出许多。就作家而言，讲故事往往是最好也最常用的方法，他们通过它展现出一个无所不包的过程，里面有人有事，有不幸和欢欣，有人人熟悉的社会与自然元素。也就是这些，包含了作家深长开阔的意蕴，里面有柔和的诉说，有告慰，有难忘的爱，有感激和报答，更有仇视。是的，与仇恨不同，是“仇视”：大睁或微眯的盯视，是这样一种目光的力量。
这样的反抗，会是怎样一种效果？接受者不同，效果当然也不同，这需要感同身受，需要阅读中的还原力想象力，需要个人经验的调度。不过无论如何，它是人人都能感觉得到的。不仅是直接表达的恨意，还包括厌恶和痛，包括爱的诉说，对大自然的柔情。这一切都是委婉曲折的、综合呈现的。
记忆太繁复了，一丝不漏地回忆童年和少年经历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成了一个极漫长的、分期分批和切割成不同阶段的大工作。这种大工作花费的时间大致需要一生。童年的培育、童年的营养、童年的收获，一个人会用长长的青年与中年，还有老年，来慢慢处理和消化。童年参与到人生的后一截，取之不竭。童年是用来回应的，童年自身也接受回应。作家写作时罗列大量细节，构造情节和人物，用讲故事的方式不断做出各种回应。这种回应严格讲就是一种反抗，而且非常剧烈。它不像剑拔弩张的街头械斗一样清晰可见，而是潜在的和深远的。阅读反抗，不像阅读情爱那样直接明了，而常常是隐晦曲折的。整个的一部反抗之书，有时也会读成一部挚爱之书，原来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学伟大的不可思议的美，就在这里。它的故事和人物，甚至还有抒情的笔触，从头到尾用两个字即可概括，就是不屈或反抗。
我认识的一位有名的作家，很早就在业内赢得了名声。他生在贫穷的乡间，是被父亲从小揍大的，有时父亲往死里打他，这在当地是常见的。特殊的生存，苦难和爱，有时竟要化成这种方式积存起来。这位作家有了不小的成就之后，到了麦收季节要回老家收麦子。那不是收割，而是直接用手拔，那种辛苦不是现在的人能够想象的：只一会儿就要两手起水泡。拔麦子是庄稼人的一关，这个季节没有多少收获的喜悦，因为实在太苦了。这位作家拔麦子时，因为麦根的土拍打得不干净，被发火的老父亲满地追打。父亲举着一个板凳，从这边追到那边，追累了就坐在板凳上歇一会儿。
我听了这个作家麦地里被父亲追打的故事，笑不出来。我知道这里边有些难以言说的东西，我也说不清。不过我知道：他的写作是不可限量的，这里可以套用鲁迅的那句“战斗正未有穷期”，他的“创作正未有穷期”。这个生活场景蕴藏了一种特别的伦理关系，有说不清的底层力道，正作用于一个在精神世界邀游的人。他能够在这样的年纪和所谓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后被追打，而且是在乡亲们面前，就有非同一般的意味了。
我估计得不错，二十几年过去，这个人非但没有让人失望，还一再地引起惊讶。因为他的忍受在继续，一个长长的被虚荣腐蚀的过程才刚刚开始，还有更深厚的东西藏在心底，这些东西要在心里鼓胀，让他继续难过。他反抗和不屈的根扎得太深，这样的压力张力之下他不会漂浮。
凡漂浮和廉价的写作，往往都是由作者轻飘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对他来说已没有足够的重量，心中再无反抗，更没有不屈，没有那样的根，于是不必指望发芽茂长。一个人的情感总是轻松自如的，那就只适合写娱乐片和连续剧。一位好的作家无论有了多么大的专业成就，多大的名声，都不会忘乎所以。童年植下的那颗不屈的反抗的种子一直在鼓胀，试图萌发，让他不能安静。他会同情所有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处于不安的人，永远站在他们一边。让他写一点无关痛痒的文字，会很痛苦。他要揭示真相，要显示力量，要将他的尊严受损的那一部分，用一生的故事加以修补。
杰克·伦敦终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刚八个月，母亲就带着他嫁给一个贫困的老鳏夫，随这个人姓。他小学未毕业就开始打工谋生，做童工，甚至做过偷海蛎子的贼，还当过海盗船的水手。他的长篇《海盗》就专门描写海上冒险。他一生当过的角色真是复杂，什么工人、流浪汉、大学生、北极圈的淘金者，还蹲过监狱。这是一个被生活蹂躏得伤痕累累的人，所以能够给我们讲出很多屈辱和挣扎的故事。
英国作家狄更斯因为父亲欠债进监，十岁开始做工养家，因交不起户租全家都住进了监狱。他在鞋油工场因技能熟练，竟被老板放进橱窗里展示，让路人像看动物一样盯视。《雾都孤儿》里那个贫苦无助的孩子，就是自己的童年写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军医的家庭，父亲购有田庄，个性极其暴躁冷酷，因为虐待田庄的农民而遭殴致死。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军事工程学校，一生都要摆脱父亲的阴影。血缘给他的东西，留下的恐惧，会在人所不知的时刻里发酵。这其实是一场极特殊极痛苦的酿造。他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心潮澎湃。这是怎样的文字，下面埋藏了一颗怎样特异的心灵，远不是常人所能接近的。今天的网络时代据说人心麻木，那就读它吧，受一次震撼。
陀氏这一类作品，与现代后现代那些最顶尖的作品、令现代读者沉迷不已的文字，区别太大了。卡夫卡和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征服了多少人，让多少人佩服，多少人模仿和向往。但是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作品，会因为其中不可解脱的罪感、深深的忏悔、无法言喻的震撼而沉默。这大概是更高一级的文学，直接就是生命和心灵，由它所引起的折服甚至自卑感，必将长久存在。这是网络时代里最稀缺的元素，它会沉淀下来。
如果我们将“伟大”这件袍子套在一些绝妙的现代主义作家身上，他们一定会感到不适。这个形容词形成于古典时期，是为那个时代特制的，直到今天似乎也无法置换。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丁、歌德、雨果这一类作家，他们不惮于“伟大”，宽大的袍子也合他们的体量。
《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出了最复杂的父子关系，还有兄弟之间围绕原罪、信仰的无尽辩论追究，惊心动魄，令人戰栗。这种深入和诚实以及恐惧，是现代主义文学所缺乏的。关于父亲的记忆一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陷于难以解脱的折磨之中，混合着其他苦难感受，比如那场险些让他死于绞刑的案件。这阴暗与悲凄的命运融入了他的文学。
恨与爱是两种不同的力量，虽然也互有关联。我们会发现，当二者合而为一的时候，它才是最有力量的。当恨单独地分离出来，会变得阴郁：当爱独自分离出来，会变得空泛、廉价和表面。爱和恨结合一体才是最强大、最无法抵御的，也是百发百中的。
儿童在网络中
儿童成长于网络时代，拥有一个电子媒介簇拥的童年，是人生的全新相遇，也许并不能简单地说好或不好。
这个时期的孩子可能知道得很多，但又常常显得所知甚少，思想芜杂而简单。他们藉由互联网获得了很多古怪的知识，什么消息、意见、现象、传闻、技法，应有尽有。他们过早获得的新异而有趣的一些信息，一些技巧，令上一代瞠目结舌。不过静下心来也会为他们担心：更多关乎生活本身的、具体的事物知道得不多。知识多而经验少，而且多是看来听来的一类“知识”。他们拥有的假设很多，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强，许多知识都很廉价，缺少经验的印证。
这样的一代人容易变得脆弱，是与化纤数字时代相谐配的。他们与那些从小在山里跑大、在乡间或城市胡同里蹿大、在地里浑身沾滚的孩子完全不同。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提出以儿童为本位，强调直观教育，目的是成为自然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我们如果打乱了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现在的社会教育缺少的，正是《爱弥儿》那样的基本要求。我们常常痛心地看到，一个孩子尚未丰满就已经“腐烂”，他们有的脆弱到不可思议，为极短暂的一点阻遏竟能放弃生活，为一时的艰困就能搭上生命。这种悲剧是显在的，更大的悲剧则在浑然不察中上演，那是心灵的腐烂。
丰子恺的儿童画中，充盈着对儿童设身处地的理解。他没有站在成人的角度居高临下地看待儿童，满眼都是喜悦和多趣，是爱与欣。他容忍儿童胡闹，像他们一样天真。他说：“儿童富有感情，却缺乏理智：儿童富有欲望，但是不能抑制。因此儿童的世界非常的广大自由。”
网络世界喧哗、热闹、纷乱，交集着各种匪夷所思的消息，好像应有尽有，然而整体上却很难引起崇高的冲动。现在的孩子被视听包围，有时是一种淹没的状态。他们从来没有应该具有的生命的安静，这是极不幸的。这种环境当然很难引起激越之情，因为过于琐碎和闪烁而至的东西、变幻不停的事物太多。过去的孩子在河流面前，在一片庄稼面前，在高山之下，在父母带他进行生计操劳的时候，通过劳动、通过仰望、通过汗水和辛苦，体验感激和喜悦，这样的过程能够唤起向上的生命情感。这种环境的赠予其实是不可取代的。而现在的芜杂是由极端的局促引起的，比如我们经常发现孩子困囿在一个小小的手机中，它的冷漠和狭小一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网络环境令孩子们更多地暴露在各种污染之中。这里不是指辐射和蓝光对视力的伤害，而是指网络上流传的漫无边际的文字和图像。这是拥挤的灾难，大致营造了一种无聊的荒唐的氛围。一个人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接受这样的教育进入社会，对自己和他人，对于由他们一样的群体组成的社会，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复杂问题。比如传统强调的质朴做人，警惕成为势利眼和机会主义，这一类教育需要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完成。
少年头脑中的繁杂不是好事情，这让他们早早地站在十字路口，失去了出发的元点。大概没有哪一个时代的儿童像今天这样早熟、这样幼稚和难以长大。这是充满矛盾的生命体。他们被过早地开发了，又被过早地封闭了。哪些方面被开发，又是哪些方面被隔离和被封闭，正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网络时代一些接近于中年的人，在许多方面都简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他们甚至像儿童，或不如过去的儿童更有经验与知识。
过早地灌输似是而非的虚拟事物，实感也就丧失了。我们无法也无机会引领他们更多地投向体力劳动，或到大自然中去享受直接单纯的生活。来自大自然的原理和知识一条是一条，它们很少重复之处，深入生动，丰富之极。大自然中的知识更真实也更具体，更贴近生存的实用性，使人从一开始就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现在的儿童对植物和动物很无知。一个孩子走到田间，认不出几只虫子和几株植物。而过去田头长大的孩子，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东西。在北方，地瓜和玉米是最常见的农作物，而今城镇的孩子见了这两种植物都惊讶，见了大丽花都尖叫，以为遇到了什么神奇的花。表面上看不过是少见了一株花或一种作物，更深远来看，一个时代的童年变成了这样，这个世界将何等苍白、简单和贫瘠。我们的未来需要交给他们，他们自己也要迎接未来，做好准备了吗？
数字时代的诸多难题摆在面前，而且并不能用阅读和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来解决。一般来说，当下儿童的情感比较淡薄，而情感的力量一旦失去，学习和记忆也就成了难题。说了这么多，那么谁来罗列一下数字时代的优越性，说一下它对童年的无比恩惠？今天的这个时代，对于儿童成长的良性元素当然也是一个新命题，不过要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极难。我们要给一个时代命名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海明威他们那一代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那也是一个大转折的时期。格·斯泰因给海明威那一代命名为“迷茫的一代”，那么今天的孩子该怎样命名？“无根的一代”？“漂浮的一代”？“恍惚的一代”？似乎都不恰当。
我们没有为之命名的权利，那就让时间给他们命名吧。
无边无际的童年/非类型化的写作
迄今为止我一直在写自己的童年，直接或间接地写。有多种呈现童年的方法，可以记录回忆，即平常说的“非虚构”：再就是虚构了，那要自由得多。将童年写进各种故事中，当然要改造和变形。写童年题材不一定就是儿童文学，也可以写成《古船》，写成《家族》，存在許多可能：甚至还可以写成文论和创作谈。它们有时要曲折地反映，投射到文字中，用多种方法和角度表达童年的感触，包括事件、心理，一些细枝末节，还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假如能把童年这个矿藏全部发掘和利用，放松而不是局促和紧张地面对，就会发现里面的蕴藏极为丰厚，简直是无所不在，并将伴随整个写作生涯。
这是一种“大童年”“可能的童年”“过去的童年”和“未来的童年”。所谓“未来的童年”，是指很久以后怎样回望童年。“过去的童年”是指竭力地回忆童年时代对社会、个人，也包括对文学、阅读等诸多问题的看法和印象。“童年”是一个综合的、扩大的、无边无际的所在。能将这种童年呈现出来，才有可能是生命体验饱满的，也才可能是真实朴素的、不再枯竭的。
创作儿童文学不要过分地类型化，尽可能不要刻意地写给儿童。无论写得怎样，类型化都是一种自我封闭和矮化的过程。写作者需要敞开，需要真实地去写童年生活与童年感受。如果写出来的一些东西不适合孩子看，那么不给他们就可以了。或者进行一些局部加工，但一定不要抹掉太多，这会造成很大的损伤。安徒生很少自居为儿童文学作家，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作家。马克·吐温也并非专为儿童写作。托尔斯泰编写课本，需要童话，就自己动手写。这些“童话”产生在作家自然而然的创作过程中。
如果说许多人对当下的“儿童文学”有什么不满足的话，那就是它的过分类型化。作家最好避免类型化，敞开自己，比如写儿童文学，就要面对一个无边无际的童年去进行创作。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形形色色的作品，适合儿童的就交给儿童，适合其他读者的就交给其他读者。一个写作者一生的文学长河中会翻腾不同的浪花、展现不同的风貌。河道宽度不同，水流速度不一，也正因为如此，整条生命的长河也就完整地呈现了。
童年与治愈/创伤和缺憾
一个人的命运或许从童年时代就被规定了。人的幸福是有原因的，有时是因为有一个可以治愈一生或矫正一生的童年。这个童年指惯常意义上的童年，还是畸形的、不那么幸福的童年？这不好说。但我们更愿意将它看成一个有缺憾的、有创伤的童年，那样的童年可能更有力量，它更有利于治愈人的一生。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即用一生去治疗自己的童年。
可以得到治愈是幸福的，但实际情况往往也很复杂。从童年的创伤之中，可能会产生恶的力量。比如巨大的侮辱和屈服的人生经历、与亲人一起经历的不可忍受的黑暗，如果一个人不能超越这一切的时候，它就可能产生很大的吞噬力，吞没自己某些柔软的部分，滋生报复心理，所谓的“以恶抗恶”。这样不是治愈，而是扩大和延伸了童年的创伤，乃至于形成人生的“溃疡”。这个“溃疡面”一旦形成就很难愈合。
能够治愈的人生，源自一种善良的、良性的东西，它会让人生缺憾变得更少，让一生更合理也更饱满。一个人经受了苦难，更不应与恶联手去制造苦难。曾经从苦难中感受过屈辱的人，不应该再去播撒苦难。那种行为想一想就会感到羞愧和自责。他不会把这种苦难的病菌散布于四周，不会强加于人。能够这样认识人生、认识苦难，应该拥有更大的幸福。
母亲的母亲/“外祖母”的意义
童年决定一生的很多东西，但分析和观察起来并不是呈现直线的因果，而往往是发生了复杂的转化和综合。比如童年失去父母，这是一个巨大的人生之憾。一个孤儿身上肯定会留下不幸的痕迹，早早地孤独，物质和精神上都缺乏关照和爱护是非常痛苦的。有的人虽然有父母，但过早与之分离，可能被外祖母、奶奶或者姑姑领养照料，实际上这一部分人身上也带有创伤。像巴尔扎克还没有满月时就被寄养到乳母家中，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任何人命运中所不曾受到的最可怕的童年。”
一个被外祖母照料长大的孩子，心里会有特殊的印记。她不停地讲着故事，给孩子安慰，带他去好玩的地方，结识动物，这首先会分散孩子对父母不在的注意力，只让他觉得有趣。外祖母是母亲的母亲，有很深的母系之根，这其中或有一种神秘的意味。外祖母对待外孙和外孙女，与奶奶对待孙子孙女，角度究竟有些不同。外祖母對小孩子的爱护和引导是非常“文学化”的。一个写作的人回忆与外祖母一起度过的时光，往往是非常美好的，有那么多值得依赖的宝贵情感。外祖母用生动的语言、柔软的心地、无比的慈爱，去弥补一个孩子因为离开父母而经历的孤单无助和难过郁闷，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在有意无意地为孤独的外孙做很多事情。这对一个处于不幸状态下的孩子而言，是巨大的援助，所以让孩子印象深刻。
从另一方面讲，父母之爱无论如何充盈，也还是不能替代外祖母的爱。有人回忆说，幼年时每当父母严厉起来就会躲到外祖母身后，贴紧了她。外祖母是一处最好的避风港，仿佛一辈子都可以依赖，所以一旦失去她，就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失去了外祖母，谁来保护我们？父母未能保护我们的那一部分，谁来填补？这是一个大问题。
然而一个人必要经历失去外祖母的日子，他一定因此而留下深刻的记忆。人生的大庇护者从生命中消失，是一件无可比拟的事件。从此，一个人对生活的许多判断需要重置，重新考虑自己与生活、家庭的距离。外祖母离开的时候，许多人一生难忘。我在作品中委婉曲折地不停地书写这一事件，有时必须用第一人称才能写出这种感受。
奇特的血缘关系/文化与个人心理
关于“外祖母现象”，人类学以及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可能更方便回答。而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外祖母除了照料外孙也可能也有孙子，她的角色也在调适当中。但对待外孙，和对待孙子是不尽相同的。
我深深受益于我的外祖母。有这种感觉的不仅仅是我，许多人也都如此。即使有人不从事写作，对外祖母的依恋之情也会异常深厚，且具有别一种色彩。所以在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地区，人们总是强调童年对姥姥家的深刻记忆，说起在那里听到的故事和吃到的东西，而较少说到奶奶。大家知道，阡陌小路纵横交织，曲折漫长，哪怕要拐许多弯才能走到姥姥家，小孩子却是走不错的，再远、再细小的路径都能找到。外祖母未必比奶奶更溺爱孩子，但在外祖母和外孙关系之中锻造出来的奇特的血缘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许就是人类学的奥秘了。
人普遍地继承了父系的生活，这或许主要是指社会层面。从血缘的角度看，男性女性在决定一个生命方面同等重要。但在社会文化中，即使考虑到中外差别，子女也似乎更多地继承了父系。当然每个人的情形也有很多不同。
在传统的父权文化中，外祖母好像比祖母更超脱也更超越一些。在某些地域文化中确实是这样。这样的文化会限制一个人心理的形成。这可能更取决于神秘的生命特质。尽管从生殖科学上讲外祖母并不比祖母的血缘更远，但从小孩子的感受角度看，外祖母仍是不同的。只要是有过外祖母的童年，一定会发生深深的留恋。他会一生记住外祖母给他吃过的东西、讲过的故事、领他去的地方。假如没有外祖母，奶奶或其他人大概要填补这一职能。
一个人跟外祖母相处时间长了，心灵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有可能变得更柔软一点。所以有过被外祖母抚养的经历，和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有可能不太一样。对写作者而言，则尤其不一样。理性的科学的揭示我们不知道会怎样，而感觉、观察、经验中，它真的是这样的。
创伤与不幸/失败与胜利
童年留下的创伤是不幸的，但许多时候这种不幸是难以避免的。人的创伤只有大小之别，没有有无之分。同样的一个不幸事件，因为人生经历不一样，生命的质地不一样，感受也就不一样。有的人很敏感，可能一两句冷言冷语就能让他低沉很久：有的人很粗放，即使受过较大伤害也能很快变得淡漠。
无论创伤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具有怎样的良性作用，比如让人更有深度、有经验、更顽强，也没有人喜欢它。人们无一例外地不愿意接受伤害，虽然又确实不能够避免。是的，创伤也可以化为积极的生活动力与能力，所以那些从艰难的生活中挣扎出来的人，就特别有力量，更善于应对生活的变化。因为每一次痛苦事件对他而言都是一次磨砺和锻造，有利于他以后的追溯、总结和归纳。社会、心理、精神的创伤，只要没有将一个人击垮，都会变得有益。有一句老话说：“小孩子生一场病就长一个心眼。”的确，孩子病好之后，会比得病之前更懂事一些。原来一次创伤就意味着增加一次新感受，有一次新总结，获得一种新经验。从此以后，应对生活的办法和力量就增多增强了。创伤既不可避免，又很重要。
但被创伤击败、打倒在地的情况也很常见。正常的人生被创伤覆盖和吞没.生还无望，是人人惧怕的。能够直面苦难，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网络时代人们从小面对的是许多虚拟的生活，缺少现实生活的磨砺，情感也就相对脆弱，治愈创伤的能力可能比较差。所以现代人往往为精神问题所困扰。在一些国际繁华大都市里，抑郁症患者的比例是很高的。这非常可惜。
创伤意味着挫折和不幸，大大小小的不幸让人付出很多。如果不加以综合、接受并吸收它的一部分启示，那么这一次伤害就纯粹是负面的。社会生活中的人，从事任何性质的工作都未能规避挫折，都会有一些伤害，但不能为其覆盖和吞噬。要有掌控和疗救的方法，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去清理创伤。一个人需要确认创伤的大小、它对个体的意义，然后就是好好地处理它，与它保持适当的情感艇离，以便观察和分析，最后加以战胜。
生活中的最大刨伤是失败，这是很难接受的。但有一些了不起的人，会发现失败的“益处”。有时候失败不仅仅是可憎的、令人战栗的，也还有其他的作用。失败使人能够彻底放下，舍弃多余的希望，完全归于孤独和冷静之中，进入思考、归纳和总结。在这种难堪的、寂寞的、被抛弃的个人苦境中，一个人也会获得丰厚的人生经验与人生智慧。
无可讳言，失败是一种创伤。而过分享受胜利，也会被它冲昏头脑。被胜利打败的人不可计数，比如膨胀到不知天高地厚，继而就是自我摧毁。这是胜利的负面效果。胜利者可能体味不到失败者的优势，其实失败者中的一部分人，是能够“享受”失败本身的。
认知欲望/快速遗忘和不求甚解
现在有一部分少年的知识大都来自网络和书本，而较少从实际生活中获取。假设走进大自然中，遇到不认识的东西，一时不解也会有个印象，或者想去了解，这样就产生了认知欲望。实际上生活就是这样被推动的，人要不断结识和认识、不断寻求答案，是一个命名的过程。对事物是这样，对生活细节、情感体验、具体事件，都是这样。命名的过程中包含了分析和归纳。命名也是一个形象化的、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比如说遇到一种不认识的植物，无人告知，也无从查阅，就借叶片的形状给它起个感性的名字，叫“猫耳朵”之类。再碰到一种形似的菜，叶子大一些并有许多褶皱，就起名叫“猪耳朵”。这就包含了个人的推理、联想和深化，最后是将情感和印象储存起来。现实生活中如果缺少了这些曲折频繁、不断重复，一个人的好奇心就会减少，追溯力也会降低，生活自然会变得平面化。这样日久，不仅对自己没有经历的时代没有兴趣，也有可能导致对当下、对身边的事物也没有兴趣。
现在满足于网上查询，仿佛一个手机荧屏就可以解决一切。这种迅捷而浅表的“知晓”当然方便，可是并非免费的午餐，其代价是快速遗忘和不求甚解，并由此变为一种时代的通病。这一切都在损害人的求知欲和实践性。这种倾向从现实认知的削弱，再到失去历史感，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起来。一位朋友在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故事，他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并积累了很多资料，写得很艰苦。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下一代人对那些故事、那段历史已经毫无兴趣，对涉及那个时代的一些概念、名词全都不知道，所以一边写一边要搞大量的注解，这使整个创作变得很繁琐，工作也没了乐趣。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是的，这种状况绝不是小事情，那么多的年轻人失去了起码的关切心和责任感，不是很可怕吗？这除了网络和数字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这需要我们好好地追究一下，从自己开始。
不要说只过了六七十年，就是几百年的时间也不能算太长。雨果和左拉他们离开我们也就两百年左右，但今天的读者已经将他们看成很遥远的作家了，当下的审美、观念、叙述风格，跟那时相较已发生了很多变化，许多人根本不读这些经典作家，认为他们早就陈旧了。文学审美怎么会这样？是经典陈旧还是我们自己陈旧？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作为读者。变得太浅表、太时髦、太轻浮。经典的美是不朽的，他们不会陈旧。我们越来越满于追求时间的泡沫，先将自己泡沫化了。我们的好奇心不够，追究力也不够。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有人讲“蚂蚁人生”，就是说人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忙于争端，忙于筑窝，是这样一个拥挤的群体。从更高处观察人类，俯瞰之下就是这么渺小的一群生物。人不知道蝼蚁是否也有社会等级、世界观、生存观，以及语言艺术，但那些在更高处的观察者眼中，也会对人类这个群体产生类似的茫然：对这碌碌无为挤在一起的生命体感到费解。庄子《逍遥游》中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说的是人对其他小生命观察中的比较和感叹。其实人类在漫长的宇宙时间中也是这样。像西汉《薤露》里所吟唱的：“薤上露，何易唏，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人生短如朝露，朝阳一晒便蒸发无踪了。
参照物不同，对时间的感受也就不同。即使我们的生命真如一滴露水，也一定要闪现和映照身边这个大千世界。我们的心灵、视野、包容力，要有更大的格局和空间。作家当然可以写一个局部，一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也可以写成一个长篇：可以写一个家庭、一个梦境，这都可以成为一本很厚的书。作品中的物理空间可以小，但精神空间不能小。
父亲所代表的一切/暴发了母爱
通过写作表达对父亲的情感，具体表现是不同的。海明威与父亲的关系好像不错，同情他偏向他。卡夫卡和父亲的关系就不太好，所以才写出了那样一封抱怨的长信。这与人的性格有关，有人不愿意修复关系，会牢牢记住那些伤害，难以释怀。实际上无论记住与否，这种种不快和损伤已经成为潜意识里的东西，有时候要不自觉地向父亲证明什么。怀念母亲的温暖柔情也有点类似，这种依偎感会贯穿一生。不管是意识还是潜意识，在生命里都很难量化和分析。父亲和母亲的引导作用、其影响力，往往比想象的还要大。
在家庭的精神结构中，父亲更多代表了社会的、道德的、统一的和惯常的价值观，这些东西形成在人类社会中。所以社会规范包括精神秩序和通用规则等，一般都由父亲来传达和体现。这通常会对童年形成很大的压力，所以童年对父亲的感受常常只用一个“严”字来概括。“严格”还是“严酷”，或者“严厉”，大概三者都有。一个人接受社会规范有压力，因为首先要破除生命的自然属性。接受起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大多时候是被迫的。人生来不愿接受的東西很多，但这些东西更多要来自父亲。在反抗父亲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将父亲当成了某种指代和象征。他反抗的实际上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巨大的社会在无形中给予的那些约束力、那种使其不得欢畅自由的制约。人与父亲抵抗，大多数时候却不知道自己反抗的不是父亲这个人，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当中那一整套规范和秩序。
尽管他的反抗未必全对，但自然的天性让其格格不入，这也是事实。社会的规则和规范，各种要求层出不穷，这对最初的新鲜生命构成了极大的压力。他虽然反抗，但会渐渐变得无可奈何，并一点点适应下来。而一旦回到外祖母和母亲那边，一切就立刻松懈下来，他自由了。她们迁就他，哺育和抚慰他，令其感觉到爱意和温暖。有“严父”而没有“慈母”当然不可以。但是一个人爱的又不单单是母亲这一个人，只要像母亲一般发出慈爱的人与物，他都会依偎，而且一生如此，犹如在黑暗深处寻找光明，犹如夏虫趋光一样地向它奔去。一个人即使垂垂老矣，也渴望母爱。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其中有一笔令人难忘：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为了挽救一个即将饿死的老头，紧急中只好用乳汁饲喂他。书中细致地写到了女人如何将老人抱在怀中，老人如何依附，像婴儿一样转动头颅，读来非常动人。这时候已经超越了救饥的这层意思，满溢出人性的、生命的奥秘。这个老头比女子年龄大一倍还不止，但是相信她在喂奶的这一刻，暴发了强烈的母性。
鲁迅认为：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在现实生活中，我还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老教授对自己的几个研究生私下谈起一位青年才俊的为人，因为用语苛责，其中的一个女生听不下去了。她虽然并不认识那个人，但读过他的许多文字，这时候就忍不住当面反驳导师：我们对这样的人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尊重和爱护，而不能根据道听途说去诋毁。她当众这样说，让导师很丢面子。导师有点猝不及防，窘迫了一会儿，最后总算来了急智，说了一句有趣的话：“你大概是暴发了母爱。”女学生年纪不太，但暴发母爱是可能的，导师说得并不错。这种母爱是与生俱来的、深藏性别之中的。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这种母爱，就会失去很多很多。
现实生活与丛林法则/隐约存在的童话结构
童年的经历与感受可以化为许多，曲折地表现出来。这个时期的见识和印象不仅可以写成童话，也可以化为一种看取事物和表达思想的角度，可以成为一种结构存在。有的作品包含了惨烈的故事，满溢了成年人的情感，它的一部分可能就来自童年听来的故事。人在刚刚懂事的时候听到的事情，格外难忘。讲故事的人并没有考虑这会对听故事的人生产生多大的撞击，强烈的童年印象，在作家后来的写作中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发挥特别的作用。这对成年后的阅读和其他一些复杂体验，形成了对应和补充的关系。童年的深刻感受，或直接或稍稍变形，都将写到作品里.
在童年听到的故事中有“老狼”“妖怪”“小白兔”这一类角色，作家的作品中似乎并无这些，但仔细分析，这种童话的结构竟然依旧存在。作家正不自然觉地构筑出类似的一个神奇世界，虽然小时候听来的那些奇异的古堡、诡厄的妖怪和神秘的狼外婆、小白兔统统没有了，但这个世界里的角色关系却没有彻底改变。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仍然有妖怪，有魔鬼，有小兔子。一片水泥丛林中发生了怎样的罪恶，需要探究才能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暗藏了“妖怪”“古堡”“小白兔”，他们分别以我们已知的模样出现在生活中，来来往往。至此，童年听到的骇人情境得到了曲折的表达。“丛林法则”存在一天，文学中的这种童话结构就会存在。
用童年的眼睛去观照现实生活，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应。缺少这样的反应，就不会设计出童话的结构。这种结构会跟随一生，一个人很难饶恕黑暗，就一定要表达。他让生活中的大小妖怪、狼外婆显出本相，让小兔子、小公主、小仙女这些可爱的角色向我们走来。一切都有我们习惯了的形象和名字，可能还有我们熟悉的日常。这是成年人的现代故事，是现实生存的故事。
所以说童年是无边无际的，文学也是无边无际的。童话的模式和结构伴随着作家的一生，有没有这样一种结构是大不一样的。这是一种饶有趣味的写作，一种牵动童年情感的写作。这种写作不会干瘪和贫瘠，不会枯燥无味。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几乎所有的杰作，都隐约存在着一个童话的结构。
一棵向阳花/童年需要维护和看守
童年的结束是一种生理现象，是成长的感觉，但又不完全是。每个人童年结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很长时间都像小孩一样地生活，突然间有了一个特殊的经历，童年也就突兀地结束了。这是一种记号、一个刻度和标志性事件。许多文学都在书写类似的主题和故事，有重复的概念的，也有真切动人的。
有些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从生理上看已经很大了，童年却远远没有结束。或者他身上有一部分苍老了，有一部分还处在童稚期。这是一种环境造就的问题。在对童年的回忆中，人常常感到有一些青春在重温中仿佛返回了一次。老人愿意与年轻人相处，正是乐意追忆过去、接受青春感染的表现。
当然与童年感受一样，衰老感也可以伴随人的一生，尽管这样讲有些残酷。年龄与青春和衰老并非是一定对称的。有些小孩子看上去像个小老头那样的神气，年纪不大，却已经满脸慈祥了。还有的人很老了，却还葆有童真，比如我们常常能见到浑身爽净、谈吐利落的长辈，愿意和他相处。童年体现在不同的生命段落之中，假如每一个段落都埋伏了童年的灿烂和单纯，那么人的一生就会像一棵向阳花。
人的确可以早早地苍老。一个畸形的社会环境，往往让人感觉没有童年，那是非常可怕的。少年契诃夫被无形的绳索捆绑在一个小小的柜台后面，人可能还没有柜台高，需要不停地应付往来顾客、谈价点钞，所以他甚至不再评价自己童年的好坏，只说“我没有童年”。
现在很多人都可能缺失了童年。这种缺失，有一部分是由过于便利的外界交流导致的。比如使用手机，我们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在接受伤害。在网络信息时代，许多人都像契诃夫那样，变得“没有童年”。这句话不是写实的，而是文学修辞，是对生存困境的一个诗性的概括和总结。童年需要最起码的拥有，比如田野、游戏、蓝天、河流、乌呜、远山和林地等。多可怕，竟然“没有童年”，这个问题属于我们自己，也属于社会。当把它看成一个社会问题，就需要站出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将其看成个人的问题，那就需要进行一番顽强的自我斗争了。童年的消失不仅会导致诗意的消失，而是导致健康社会的消失。至于“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那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谈到文学的专业性，是指它作为一个学科、一门艺术专业技术层面的内容。更需要强调的是，文学不止是一个专业，而是生命的基本现象。无论是否专事文学、是否写一些东西，文学都存在于生命的深处。每个人都有文学表达的能力，有诗性的追求，有诗性体验和诗性表达。
科技进步很快，相较之下文学的进步是极慢的，或者说它很可能不会进步。那些文学经典早在千百年前就出现了，今天的人非但沒有写得比它们更好，许多时候还写得远远不如。比较科技和物质的进步与积累，我们会发现文学很难进步。迅速变化的东西往往都是比较容易做的。道德、思想，尤其是艺术与文学，进步是极其缓慢的。一个人如果投身最难进步的事业，是何等重要的选择。永恒的东西有时反而是简单的、眼前的，它们一直是老样子，但我们总是离不开它们。
童年不仅是无边无际的，而且是永恒的，需要我们维护和看守。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从事各种职业，从出生地的起步到远方的游历，最后还要回归。这一生的路线，实际上只是在返回童年。
进入诗学范畴/儿童文学的时代精神
文学尽可能不要类型化，不要过于区分一个“故事”是专门给少年或成年的。写作者要放开自己，走出僵固的框架。作品适合谁读，谁就会自然地与之相遇。
当下的少年读物，有一部分严格起来还不能称之为“文学”。编个故事，使用了文学手法，这不一定就是文学。哪怕读者是低幼的孩子，写作者都应该一丝不苟地注入深刻和高远的诗性，并具备很高的语言艺术水准，它与所有的文学杰作是同等的。这些文字可能要求家长的导读或共读，但总的来说不是对写作者要求更低，而是更高了。文学的思想性、诗性、语言艺术的含量，总是具有相应的、基本的高度和质量。文学有它基础性的门槛。奇怪的是，有人认为既是儿童文学，这个门槛就能轻巧地翻越了，或者说没有什么难度。这是误解。像有些童话杰作，情节简单，语言洁净，篇幅也不长，然而终篇含有深长的意味，高远的意境，读者从中得到的诗性体验历久难忘。这种写作难道不是更有难度吗？
一般意义上的儿童读物可以幼稚粗浅，但要无害。不过它们不能视为文学。一些专门的所谓“青春文学”和“少儿文学”，严格来讲并不能归属于文学的范畴。文学要经得起诗学研究的推敲，不能进入诗学范畴的，即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除非按“通俗文学”的归类，才勉强可以与“文学”沾边。“文学研究“如果不作专门注解的话，通常指的就是诗学研究。有一些作品是介于雅俗之间的，如在海外很受追捧的某些小说，其实是市井情爱小说，但也具备了一定的语言艺术品质。雅文学不仅指所写的社会内容，更要看能否紧扣时代之弦。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特别敏感的精神，写作者介入多深，怎样拨动，是完全能够感受的。
儿童文学仍然要紧扣时代之弦。这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我们所强调的文学的“当代性”。当代性是文学必备的一个属性，这不是去表现即时性的东西，什么眼前的事件之类，而是更深入的精神内容。它需要去反映、揭露一个时代人的精神结构、书写他们的尊严。儿童是极敏感的，儿童文学的时代精神应该是充盈的。
直接通向了文学/“黄金”的耗散
童年与一个人的整体文学表达、文学经验、文学发展，都将紧密相连。我们探讨的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同时要弄清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这样才能理解文学与童年的关系，童年对文学意味着什么。是否可以说没有童年就没有文学？没有理想中的童年就没有理想中的文学？
一个人在文学道路上能走多远，除了固有的天赋之外，至关重要的是有一个怎样的童年。童年生活、童年状态、童年表达，距离文学仅一纸之隔。仅仅呈现出纯然的童年，表现出它的原貌，就直接通向了文学。遗憾的是人在不断地长大和老去，他需要一直接受社会的教导，不得不應付生存中的大小事务、人际关系，应对社会加给的种种规范。这里面有合理与不合理的各种东西，良性或拙劣扭曲，简直一应俱全。源自童年的那一片属于文学与诗的纯净和天然，就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伤害或丢弃。不得不丢弃，或不自觉地失去，文学的“黄金”就这样一点一点耗散了，撒尽了。
珍视童年就是珍视文学的黄金。只能或只愿将文学作为一门专业来讨论的人，是没法理解这些的，也无法进入诗的本质。文学关系到一个人终生的生存品质，丢失了文学的黄金，对人意味着什么也就清楚了。一个人当然不一定选择文学这个“专业”，但却一定是一个“文学”的人。人天然具有珍贵的审美力，若非如此，就是一个非人，没有资格深度参与社会文明的进程。
审美力的缺失知识不能弥补。有的人具备了很多知识，但一点点失去了童年，失去了文学的“黄金”，如同被慢慢切割、改造，直到仅存的一点灵性磨损耗尽，变成一个毫无诗心的生硬怪物、一个机械的工具。从生命的意义上讲文学，就要指出丢失了文学的“黄金”，是多么重大的、致命的缺失。
童年结成的关系/面对永恒的机会
我们希望藉以唤醒情感、激发灵感的，不应是那些经过多次转述或改写的二手、三手的文字，而是杰作的原创。如艾略特和聂鲁达的诗，读之而后激越，激越然后联想、感动，最后自己动手写起来。看到好的作品，会发生创作的冲动，所有好的文学都具备这种功能。
我曾去过一个大画家的工作室，里面摆满了半成品和成品。我不懂画，所以不能具体评论，只是一直观察揣摩。这个环境很快激发了我，那时竟然发生了强烈的要马上以文字去表达某种东西的愿望。可见绘画与文学一样，艺术的内核都是诗，都是生命的激越，都是想象力。那些画在刺激我，呼唤我进行同样的、类似的表达。
自然界的树木、田野和星空，这些是更原始更根本之物，他们本来就内植于童年的单纯之中。我们与童年结成的关系，是最有力量，也是最强有力最丰沛的诗性源头。阅读文字或其他艺术得到的感受，远不如接触自然万物更强烈。人类的童年与世界结成了单纯的、非功利的、非成见的纯洁关系，这种关系具有永恒性。童年比较成年，有更多面对永恒的机会。
张炜，作家，现居济南。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古船》《你在高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