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5月19日下午14时20分左右，他抱着一摞书匆匆下楼去图书馆，刚走到篮球场中央的空地上，突然，空中传来警报声，先是细细的短鸣，然后是呜咽的长鸣，他立即明白这是为一周前“5·12”汶川大地震的遇难者致哀。他停住脚、立正、低头。周围有寥落的几个人也和他一样，这个时间点，同学们要么在教室上课，要么还在宿舍里睡午觉。高大的乌桕树在烈日下懒洋洋地耷拉着叶子，人和人的遭遇是如此不同，那些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人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一个猝不及防的灾难，一个猝不及防的命运。他想起“5·12”刚刚发生之时，网上的信息铺天盖地，他在简陋的博士生宿舍里经受着心灵的巨震，然后反应过来应该做点什么……为了那些受难的同胞？为了可怜而无助的人类？他打电话给几个好友，商量是否要去灾区做志愿者，并开始计划行程。但随后的新闻提醒非专业者不要前去灾区，以免带来更多的不必要的危险。后来他在一本书（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里反思了这种冲动，觉得这是一种“希望见证历史现场”的参与渴望——其实不过是历史虚无的反面。但是在最初的动机里，却好像确实是想做点什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虽然最后也不过是捐了一点钱——当然那个时候他是个穷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补助是290元，其他的生活费用都得靠自己用课余时间去挣。

大地震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从现实的层面看，好像什么都没有影响到他，他没有任何朋友、亲人生活在地震灾区。唯一的是，在一次旅行中他和女友认识了另外一对情侣，那几天他们一起结伴游玩，相处得比较愉快。那对小情侣中的女生来自四川，地震发生后，他的女友给那个女孩发了短信问询情况，但一直没有收到回复，也许她果然遭遇了不幸，也许是不想回复一条其实有点陌生的信息。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杨庆祥《九十年代断代》，收入《鲤·回到2000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中，他将地震与北京奥运并列，并认为这是“大地法”对“强权法”的一次撕裂。是的，地震对于他，更是一个想象的中介，他感受到的，并非具体的丧失，而是作为人类某一部分的丧失，同时他也痛心于同时代的思考者并没有借助“大地震”的痛感建设出一种属于此时代的哲学。他一度想组织一个学术讨论，题目都想好了：大地震之后，我们的秩序和责任。但是直到十年后，这个学术讨论依然没有进行。巧合的是，在2019年的一次出国访问中，他认识了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石井刚先生，不知为何话题就谈到了大地震，对日本人来说，大地震构成了生命的内在经验，他在石井刚教授的一篇文章中更是读到了一个人文学者如何将经验思考为哲学的方法：

如何用语言来叙述或者纪录灾难？不，为什么需要用语言来叙述它？危急关头语言还能有何作为？……她感叹的不是在灾难面前不知所措的失语状态，而是灾难带来的人心慌乱和现代传媒体制的虚拟品质导致的语言名实关系的严重失序。……既定秩序突如其来的毁灭出乎意料地给人们敞开了重建语言、重塑“我们”世界的难得机遇。……为了重塑世界，能起到关键性作用的重要触媒乃是与他者的邂逅。但与他者的邂逅又绝非易事。[（日）石井刚《实践的思想，思想的实践：有关个体生存的追问及“我们”的时代》，收入石井刚《齐物的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是的，汶川大地震让他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地震以及与此相关的重大事件所应该带来的“与他者的邂逅”在他生活的语境中并没有发生，或者说，也许发生了一点点，但迅速被体制化了，或者被刻意地压抑和遗忘了。大地震构建了一种新的“国民想象”，他由此感受到了与陌生他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但是这一联系迅速被媒体的话语转化，连足够哀悼的时间都没有留下来。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同情和爱被转化为对抽象的信仰和共同体的爱，这中间缺乏足够人性的逻辑。他想得起来的一个比较人性的故事是，他认识的一位女记者，在地震的现场采访了几天后回来，从此几乎不出席任何北京的文化活动，偶尔的几次见面，也沉默寡言，他从心里对这位记者充满了尊敬，这种尊敬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坚固。

事实是，2008年的痛感很快在灾后重建的希望和北京奥运的亢奋中被稀释。整个八月，他每天站在宿舍的窗户望着楼下的操场，上面停满了大巴车，成群结对的奥运志愿者穿着统一的服装在此早出晚归，这里面有他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他没有参与其中。他在宿舍里打开一本书，在重要的话下面划线，去难吃的西区食堂吃一份回锅肉盖饭。

无论如何，大地震和北京奥运，既构成了终点，又构成了起点。

二

2008年年底他没有回安徽老家过春节，理由是要留在学校写博士论文。那个时候他确实在为写论文而努力，但也不至于殚精竭虑。但他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刻苦攻读的清贫学子：穿着黑色的贝斯手款的短夹克衫、蓝色牛仔裤、无论多么冷的天都拒绝穿秋衣：头发稍微有点长，脸庞瘦削，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会在宿舍楼下抽几根“中南海”，但从来没吞进过肺里：偶尔会出现在三里屯的某家酒吧，他只点一种叫“自由古巴”的鸡尾酒，不是因为好喝，而是因为对切·格瓦拉的一种盲目的少年的热爱。他在格瓦拉逝世的某个周年纪念日写下了一大篇纪念文章，稱呼切为“导师、战友和大哥”，文章中充满了臆想的激情和小资产阶级的自恋。他有一个英文名字——Chey，词根即来源于切·格瓦拉。他同时将这种想象转化为实践，在一次反对学校宿管科禁止女生自由进入男生宿舍的事件中，他成了校园BBS上最热情的游击队员，他甚至征用了法国五月革命的先例，呼吁抵制“集中营式”的管理制度。他的热情得到了一位法学院博士生的全方位支持，那位法学博士在他的每一条帖子后面跟上一份法理清晰、论证严密的法理技术贴。事情的后果是，他和那位法学博士都受到了学校相关部门的传唤，但是门禁制度也因此搁置。多年后他走过自己曾经住过的宿舍楼，发现已经门禁森严，不禁为自己当年的勇敢而暗生骄傲。这是因为切·格瓦拉的影响还是因为少年的血气？并不确定。虽然后来在陆续的阅读中读到了越来越丰富复杂的格瓦拉形象，但是他依然选择相信那个他最初热爱的切。他在博士宿舍的书桌前，贴了一张切的海报：戴贝雷帽，眼睛斜睨，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他就在这不驯服的眼神的注视下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全部学业。

他现实中的导师是一个温和、宽容、乐观的学者。他们共同商定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他一稿即获得了导师的首肯。但是他总觉得导师是被论文最后一页致谢辞打动了，尤其是写给时任女友的几句：“我的父母将我托付给你如托付一个孤儿。”——整个致谢辞他娴熟地使用了第二人称，以此来加强语感的恳切性和抒情的可信度，他知道即使是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们，也大概是从致谢词看起，更不用说他的那些可爱的师弟师妹们。作为一种奖掖和信任，他的导师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常规体例是由五位教授组成。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则有十几位一线教授到场，以致于答辩会几乎变成了研讨会，他基本上不用回答什么问题，因为教授们已经在各自的逻辑里展开了学术的搏击术。他坐在那里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场景：某个下午他和一位顶尖大学的著名教授聊天，暮晚时分目送这位教授离去，突然觉得这位教授的背影如此孤独，孤独得让他不太相信学术能够完成对生命本身的救赎——是从那一刻起，他感受到了一种命运的悖论吗？后来他在电影院看《妖猫传》，最打动他的一句是师傅临终前对空海说的话：“空海，我穷尽一生也没有得到超脱，你去大唐寻找真正的秘法吧……”

可是真正的秘法在哪里？是文学吗，成为一个诗人？是学术吗，成为一个学者？他记起来在十一岁的时候——那是1991年，社会转型的序幕即将拉开，数代人的迁徙和漂泊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