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我来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始于2010年10月的一个后半夜。那天晚上我在爱荷华大学寓所的床上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是对《耶路撒冷》结构的设想。想多了容易兴奋，兴奋了就会失眠。那些异国的夜晚我总是睡得很晚，除了偶尔的讲座、讨论和外出，我们没有别的规定动作，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三十二个国家的三十八个作家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时间，看书、写作、吹牛、到市中心的酒吧里喝一杯、外出旅行，总之，我们都习惯了搞得很晚才休息。那天晚上我合上书，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躺下来又想起《耶路撒冷》的结构。计划中的这部长篇小说在我头脑里转得有些年头，与之相关的素材积累了一大本。我知道写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写，在翻来覆去地推敲结构中两年多就过去了。
爱荷华小城的灯光混着月光透过窗帘洇染进来，橘黄色的光一直让我有人在他乡之感：窗外是条河，只有在夜晚才能听见水流的声音。我把读过的长篇小说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还是没一个结构能帮得上忙。我想把我所理解的1970年代出生的同龄人的生活做一个彻底的清理。要表达的东西很多，那些溢出的、人物和故事不堪重负的部分怎么办？我在床上翻烙饼，越想越兴奋，头脑里开始像月光一样清明。突然火花一闪，真的火花一闪，我几乎看见了那道光，听见了“啪”的一声，一道光直冲脑门：为什么非得从既有的长篇结构找启示？为什么非得写得“像”那些被认可的长篇？量体裁衣，因地制宜：只要最好的，不要最贵的。两年多里我一直在最“贵”的经典中寻找合适的结构与借鉴，忘了我要做的其实跟它们不同。
一旦从某个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新鲜的想法就如同月光和水声一样涌进房间。我从床上起来，在美国中西部十月的后半夜重新坐到书桌前，开始像建筑师一样在白纸上画小说的结构图。小说主体部分，也就是完整的故事章节，以奇数为序呈对称式讲述，偶数章节以专栏形式呈现出来。专栏可以是短篇小说，也可以是散文随笔，也可以是问卷调查，总之，一切适宜最高效地表达的形式都来者不拒。结构图画好，天差不多亮了。后来我跟朋友说起这结构，不少人反对：这不像小说啊。像不像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既然大撒把，就来个痛快的。就我所要表达的，反正我找不到比这更合适有效的结构了。再说，谁规定小说就得那样写，不能这样写？
这个美国十月的后半夜于我如此清晰，因为它标示出了我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此后三年，《耶路撒冷》的写作基本上就是一个蚂蚁搬家式的体力活儿，按部就班就可以了。但它依然主导了我的生活。对一个作家而言，写作如果无法主导他的生活，那也是够奇怪的。
二
毫无疑问，写作是贯穿我生活的最清晰的一条线索。我以写作纪年。过去的这个十年，粗线条地说，被两部小说瓜分了：《耶路撒冷》和《北上》。
前者其实在2010年之前就已经准备了很久，确定结构之后，从美国回来我就着手把它落到纸面上。2011年花了一年时间，先行写好了小说需要的十个专栏。虚构一个系列专栏，比现实中开始一个系列专栏要艰难得多。且不说专栏的形式、探讨的问题要有足够的代表性，我还得把每个专栏可能置于小说中的位置揣摩清楚，尽力让每一个专栏与故事的上下文产生某种张力。现在回头想想，那一年真是够勤奋的，十个专栏的创作量要远远大于十个同样篇幅的短篇小说。一年里我是无论如何写不出十个短篇小说的。而那一年，从三月到七月，我还在鲁迅文学院学习。下了课就去单位干活儿，然后从单位直接回家，每天晚上陪着正在孕期的太太到人民大学的操场上散步：到十点，坐地铁再转公交车去鲁院。必须头天晚上到宿舍，要不第二天早高峰可能赶不上公交车。从惠新西街南口去鲁院的公交车极少，经常半小时都等不来一辆。那时候要有共享单车就好了，可以從地铁10号线出来，扫辆车子就走。这一年写出的专栏，有一个最终弃用。小说开头初平阳回到花街，我觉得应该在专栏里把这一节的故事再往前推一推，于是临时写了《到世界去》，替换了原定的专栏。
接下来两年，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小说的主体部分。我在步行十分钟远的小泥湾租了一间房子，不上班的时候，我像上班一样准时去小屋写作。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房东是个小伙子，自己住一间，另一间北向的房子租给我。我们俩都是那种除了上厕所基本不出门的人，所以极少见到对方。他上班，下了班喜欢踢球，回到家脏衣服往客厅里一扔，哪儿有空哪儿扔。客厅里常年飘荡着一股踢过球的臭袜子味，既纯正又醇厚。我相信这家伙的脚下功夫一定很好。
儿子出生后，老人过来看孩子，五十平米的小家一下子满满当当，原来偏安房间一角的书桌也不太平了。我拉了一道帘子，还是不行，赶上写作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晚上我也开始去小泥湾。写累了，就睡在那间充满陈腐霉味的房子里。感谢那间没有网络的小屋，不写作的时候我就读书。偶尔写写字，写完了贴到墙上自己端详，看腻了就撕掉重写。那是一段纯粹的作家生活，《耶路撒冷》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小屋里写出的。现在想起小泥湾那些安静的夜晚，依然心动不已。
除了《耶路撒冷》和美好的回忆，小屋还给我留了个后遗症，胃寒。早上和下午到小屋，打开电脑之前先冲一杯速溶咖啡，喝完了开始写作。咖啡之后就进入绿茶时间。这也是前辈们的忠告：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因为喝多了水会逼着你上厕所，一来一去的那几分钟可以让你加速血液循环，活动一下生锈的身子骨，务必小心你那脆弱的颈椎和腰间盘，作家的职业病。那时候我只喝绿茶，刚从冰箱里取出的茶叶，沏得足够浓酽。我喜欢那种清新峻朗的味儿。咖啡和绿茶持久地刺激，坐下来又很少动，毛病来了，中医叫胃寒，稍微凉一点的东西都入不了口。那一年去土耳其，热得穿短袖，常温矿泉水喝不了，喝了就想吐，只能把矿泉水瓶放在酒店的洗澡水里焐热了再喝。回国后去医院做胃镜，医生说，祝贺你，年纪轻轻都养出了一个老年人的胃，蠕动太慢。还有胃寒，冷得大概可以做冰箱了：还经不起刺激，喝了咖啡就犯恶心。
《耶路撒冷》之后，我的口号是：远离绿茶，远离咖啡。
三
2013年3月《耶路撒冷》初稿毕，断断续续修改，11月定稿。2014年3月出版。小说评价还不错，卖得也挺好，很多人喜欢小说里的那几个年轻人，还有运河。他们的故乡花街，在运河边上。这一年的某个午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兄、朋友和我在小泥湾旁边的一家咖啡馆聚，朋友说，小说里的运河读着还不过瘾，为什么不单独写一写运河呢？写了十几年小说，运河一直作为故事背景，我对这条河不可谓不熟悉，边边角角真看了不少，但极少想过让它从背景走到前台来。现在，它借朋友之口提出了担纲主角的要求。必须承认，朋友的提议如同一声召唤，一条绵延1797公里的大河从我过去的小说、认知和想象中奔凑而来，在那家咖啡馆里，我确信我看见了整条京杭大运河。敬群兄也觉得是个好主意。我说，那就这么定了。回到家我就开始草拟提纲。
这部小说就是《北上》。从2014年的这一天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每一天它都跟我在一起。
提纲列出来，进入细节落实阶段，傻了，认真想哪段运河我都一知半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