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一0年春天，我从地处邵阳大道的东风日产4S店把平生第一辆小车开回家。骊威劲锐版，黑色。尽管驾照已到手，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拥有什么开车的技艺。坐在副驾室的内子事先也心存忐忑，甚至建议我请个老司机来代驾。但虚荣心，还有男人对新车首次驾驶权天然的不愿让渡的心理，使我决定亲自上阵，怀抱不安轻踩油门，频繁查看后视镜，随时准备停下。占据了大部分路程的邵阳大道既宽敞又寂静，房地产商们暂时还没有把无所不能的魔手伸向两边土地，让我胆子渐大，居然渐渐加速，惹得内子神情紧张，明明系了安全带，手还要抓住车顶边把手。过了佘湖桥后人车渐多，好在系于左侧后视镜上的红绸布鲜明如火，昭示着开车的乃菜鸟一只。老司机们均害怕这种菜鸟会突然刹车或拐弯，要么保持谨慎的距离，要么迅速果断地超车远去。我充分发挥喇叭的功能，也没有人来跟我计较这么频繁地按喇叭是否有必要。进入小区后，我头次体会到小区的路是如此之窄，那些停在拐弯处的小车又是如此可恶。终于把车停在了篮球场边的树荫下，还反复了两次，才使它紧挨路边。内子几乎和我同时松了口大气，衷心地提出表扬。下车后，使用电子钥匙落锁，又拉了一回车门，确定已经关上。接下来的两次回首并非出于不放心，而是为了印证某种满足和自豪。

之后我频频带着家人去郊外兜风，甚至到五百米外的酒店吃饭，也要开车。这种激情大约两个月后渐渐消退。半年过后，只要天气不是过于寒冷，我连上班也步行，把骊威闲置于小区，任它在被冷落中暗自郁闷。实际上，我走到单位，不用快行也就半小时，平常若有急事，自有无处不在的“摩的”随时等候召唤，所费不过四五元。而小车落地价虽不到十一万，却完全花光了我的存款。之前一年半，我才把房贷还清。十万出头虽不多，但对于一个中部省份欠发达地区的党报副刊编辑而言，若无额外收入，一年半要攒下，就算节省到极点，也是难以做到的。我的额外收入来自于文学创作和广告、栏目赞助费提成。虽是党报，但报社全员均有广告任务。对于非广告部门的人员，提成是零起点，只要能够拉来广告或栏目赞助，就有百分之十的提成，栏目到年底还有百分之二十的组稿费。经济激励如此强劲，可以想见大家的干劲。副刊在报社早已是边缘化存在，既不能直接创收，又缺乏新闻版的政治重要性。好在承蒙老总信任，把重要性几乎跟头版齐平的理论版交给我一并打理，使我开口拉广告或栏目赞助时，尚有几分底气和实效。作为市里寥寥几个能够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还能出版的业余爬格子者，我并不高的稿费和版税收入也让同好们惊叹。他们有的甚至不相信出版社出书还能给版税，对此我只能置之一笑，甚至有些后悔谈及这些。在小地方生活，就得有这些顾忌，你最好跟大家一样，方能过得安然。幸好报社买车的同事已然不少，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记者还开上了最新款的奥迪，我的骊威算是资本单薄的年轻后进，并不扎眼。而就算我仍骑电动车上班，同事们也不会觉得惊异。

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让存款在银行里再待一段时间，让它变得丰厚一些。但我压不住要买一辆车的念头，尽管它并非必需。在条件刚刚允许后，我就立刻付诸行动，即便开车的激情很快消失，也并不感到后悔。如果换了年纪大一些的同事，他们买辆十万元的车，多半是手里有了二十几万。而换了年轻十岁的同事，他们也许会再货五六万，买辆更好的车。但我不是前一拨“他们”，也不是后一拨“他们”，我恰好而且只能是我这代人中的普通一员，既不会吝于享受，也没潇洒到超前消费的地步。这种心态也决定了我赚钱的速度。如果我把更多心思花在拉广告和栏目赞助上，收入应该还会有所提高。但我小康即安，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没必要把自己弄得成年累月绞尽脑汁紧张兮兮。当然，这种想法跟四线城市的生存压力也是相匹配的，如果我生活在北京或上海，也许会是另一番心思。

四线城市的日常生活是半慵懒半黏稠的。半慵懒是指它的节奏，虽然不像县城那样趿着拖鞋鞭子抽在身上都走不快，但也不像大城市那般低头疾行：半黏稠是指它的人际交集程度，熟面孔固然不少，但还没恐怖到如县城街上那样走几步就得打声招呼的程度，多少有点陌生化空间和自由度，否则也不能称为城市。我已完全恢复到买车之前的日常出行状态：步行和坐公交车，那台骊威大抵只在需要出市区时使用。邵阳市好歹也有三个区，从最西边的资江二桥走到最东边的老火车站，也得两个多小时，外出坐公交车和步行混合使用最为合理。我对坐公交车的喜爱还在步行之上，主要原因是可以近距离观察各色人等，倾听他们的谈话，而且，彼此皆可那么自然。

有次我坐在最后一排，接了个电话。旁边的小妹子瞥见我手中的諾基亚，竟然难以自禁不加掩饰地向同伴表达了自己的惊异，那口气仿佛这是古人用的玩意。我这才明确意识到一种叫作智能手机的东西正在迅速占领这个世界。其实报社跟移动、电信、联通均有业务来往，前不久还通过内部关系订到一批小米手机，采取了预售制，惹得报社的小年轻和中年潮男们兴奋不已。介于小年轻和中年潮男之间的我却一派淡然，甚至无动于衷。我觉得手机就是用来接听电话和收发短信的，至于上网，大屏幕的高清液晶电脑难道不敞亮清晰得多？何况从一开始，我就使用诺基亚，对这个牌子怀有悠久的感情。

一九九八年，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买了平生第一部手机，一千五百元，超过了一个月的工资。跟我一起前往电信局购买这款诺基亚的还有参加工作已经十几年的股长。他在犹豫了好几天后终于接受了我的鼓动，但脸上明显出现肉疼的表情。但我知道他并没有后悔，因为手机在腰后长期压抑着自己的股长意气风发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已忘记那款黑色诺基亚的型号，却牢牢记住了它的样子：只比手掌略长，腰身窄而厚，造型挺拔结实，有着并不显眼但非常考究的线条处理。我现在很后悔二000年以五百元的价格卖掉了它，那时却迫不及待，因为新出的诺基亚8250太有魅力了——小巧得仿佛可以包在手心里，更迷人的是蓝屏亮起时宝石般的光辉。为了它，尚在县城银行工作的我又花了两千元。那是诺基亚手机的巅峰时代，苹果尚未出世，遑论小米和华为。但没过几年，我便感觉到了它的平均价格悄然下滑，但在翻盖型手机层出不穷的时代诺基亚还是勉力保持了它的地位，直到我因它而在公共汽车上遭到嘲笑的时候。

那款诺基亚的深蓝颜色和宽版造型十分合我心意，更让我满意到简直不好意思的是它的价格：六百余元。所以尽管在更年轻的人眼中成了古董，我却毫无抛弃它的意思，打算以横眉冷对的姿态，将钟爱的诺基亚用到岁月尽头，直到从内子那里看到一款叫作微信的东东。我当时并不知道它的发明者就是从脚下这片土地走出去的，只是被它的聊天功能给深深吸引了，那么直观，那么体贴，可以打字可以语音可以截图可以发照片还可以视频通话和聊天。内子还异常肯定地告诉我：无需付任何费用，但，必须是智能手机。那是二0一一年底，朋友圉的首张图片可以确证我的记忆无误。二0一三年，当我在手机上看到约玛·奥利拉含泪向全世界说出那句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输了，心里一颤，生出愧疚之意。我明白自己不必为改用三星而愧疚，而曾经覆盖了一个时代的诺基亚也谈不上输不输的，因为，在时代面前，没有永远的赢家，只要尽力了，辉煌过，便已足够幸运。

时代的变化越来越迅捷越来越繁复，时不时还透出股诡异的气息，好似金庸笔下那些左道大高手的招式。拥有智能手机最大的好处，于我，倒不是可以随时免费跟人聊天或留言，而是能够像看边拍边放的电视剧或正在写作的小说，随时探察这个时代的动向：扑朔迷离在全世界的关注中沉向深海成为不解之谜的马航事件、柴静以一人之力拍成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三无”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兜里揣着这样与新闻发生几乎同步的电子产品，再想想那些为旧闻的见报还天天深夜奋战于总编室、晚班室和印刷厂的同事们，我感慨良多却难以对人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