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应《天涯》杂志之约，写过一篇回顾过去十年的散文《我是我的陷阱》。现在回看，虽有些颓废，心底总还是亮着希望，且这希望是炽热的。第二个十年过去了，我也将到知天命的年纪，却越发糊涂，看不明白。这不明白，大抵有两层，一是对这时代的不明白，二是对自我的不明白。这十年，科技大爆炸，带来人们社交方式的全面变化，世界进入加速度，生活变得眼花缭乱且变化莫测，生活经验在快速更替，不仅旧的经验在失效，新的经验也在迅速失效。这对每个人都是极大的挑战，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百姓，是作家，还是其他从业者。中国近些年的变化，更是出人意料。人们的思想，从四十年前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得多元起来。分蛋糕还是做蛋糕，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甚至在朋友的聚会上，常有因看法不同不欢而散者，一方拂袖而去，两人从此反目。多元是好事，然则任何一件公共事件，互联网上的声音，必然出现截然的对立，我们都在说阶层固化，说社群撕裂，但似乎没有办法打破这固化弥合这裂缝。人们再难统一在某个宏大的目标之下，对一些事物做出是非之分。大家争先恐后地对公共事件发言，理性的、深思的、经过充分调查后客观的声音越来越少，或者说，客观理性的声音往往被偏激极端的声音淹没。

发言者并不在意是否说出了真相或真理，他们更在意流量。

这是个谁拥有了流量，谁就拥有了话语权，进而拥有了“真理”的时代。

之前人们虽有分歧，但社会凝聚人心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在向着富足、自由、民主，公平的方向迈进，虽有曲折，但水流千转终归大海，众多小目标汇集成一个大目标。而现在，在有些人看来是常识的问题，却经常要面对另一些人的质疑与纠缠。人们并没因多元而变得宽容，反倒变得暴戾，动辄诛心。好好说话，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争论的双方，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握，认为对方是键盘侠。身处这样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是幸，也是不幸。幸，是时代巨变，为写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不幸，是作家同样置身这时代漩涡之中，面对海量的、片面的、零碎的、混乱的、被引导的信息，每个人只愿相信自己相信的。而基于大数据算法的某些网络平台，会根据你的喜好，推送符合你想法的内容，于是你以为全世界都在支持你的想法，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都是志同道合的声音。

你坚信自己真理在握。

我们对这时代，难以做出准确把握。大多数作家，自身都是一本糊涂账，又如何能真正写好这时代？作家们感叹文学的无力，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读者则指责作家无能，指责作家缺席公共事件。他们的知识结构，对处理农耕时代的社会经验相对来说得心应手，处理工业时代的社会经验已经捉襟见肘，面对信息时代，作家们无力处理这样的复杂多变。明时的东林党人，尚且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现在的一些年轻写作者，热衷于架空历史的网络文学写作，另一些年轻的写作者，则抱着纯文学的僵尸不放，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时代和社会无力关注，无心关注。中东事物研究专家殷罡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调侃，说过去的写作者，是一个时代的精英，而现在，一流人才在搞金融、IT，二流人才在当公务员，至于作家嘛，都是善良的好人。

殷罡连三流人才的末座都不愿许给作家。

偏激吗？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欣喜地看到，在微信上活跃着一批新的写作者，他们正直、敏锐、有文学才华、有胆识，视野开阔。文学并未缺席时代。殷罡说的作家，显然并不包括这一批人。

这几年，人们流行用“熟悉的陌生人”，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陌生。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许多的“零余人”或者“陌生人”的形象，但看来看去，脱不了加缪小说《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的影子。在我看来，我们最熟悉的那个陌生人，是我们自己。好吧，不用我们，用我。

我最熟悉的陌生人是我。

我最陌生的熟人也是我。

我每天都觉得我是陌生的。我并不了解我。不了解我何以变成这样一个人。我的行为和我的内心是如此矛盾。明明有许多的话要说，可说出口的话，却是违心的另一种言语。明明可以这样写作，可写出来的，却是另一种文字。以我做编辑十多年的经验，这样的矛盾并非出在我一个人身上，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