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知而不愠

叙事艺术最终要关照的，既不是故事，也不是人物。作为叙事艺术的血肉，两者并不能代替它们所指向的那些东西：意志、时间、生命价值、幸福序列，及其体现的时代精神。实际上，当今没有一个读者、观者会仅仅满足于作品本身，却不去探求更深层的答案，尽管卡尔维诺说叙事艺术以娱乐大众为前提。与电影相比，长篇小说更擅长关照时间，因为它所能施展的手段至今仍无可匹敌。但解析时间，如普鲁斯特所说把指针拨得飞快，好像操纵着世界的韵律，想以此来吸引读者绝非易事。有些作家尽力避免自己的作品过于镜头化，他们善用概括，而这在钟爱美国小说的读者眼里相当匪夷所思。为何不加强形象感？老实说我没搞明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也无法安抚提问者的喜好。我们并不躲避剧本化的危险，我们既不害怕任何危险，更无意为小说艺术的独立摇旗呐喊。我们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去做。据本人所知，那是电影难以企及的。至少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也相信这一点.

“为艺术而艺术“

自由主义者宣称，“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口号实现了艺术和文学的自律。他们否认文学艺术的“社会用途”，也从未认识文学艺术业已产生的作用。今天，自由派玄风大畅，似乎在整个行星表面胜利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技术向所有领域渗透。文学成为一种行当、一份工作，或者一盘生意，与其他职业一样进入了各自的壕沟。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这类苍白的言语好像荒原中传来的呼救声，再三助长那笼盖四野的无边孤寂。

艺术的噱头在技术时代往往发轫于商业阴谋，正如一门学科的诞生首先意味着争夺财政预算的胜利。瓦尔特·本雅明在《绘画和摄影》中提炼了友人G弗罗温德的观点：“她说明许多早期摄影家具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但他们并不以创作艺术的意图来从事摄影，而且作品也只是保留给一小群朋友圈子欣赏。‘表达出摄影艺术地位要求的，乃是摄影商人。’换句话说，把摄影当作一种艺术的要求，和摄影在市场上出现，成为商品，乃是同时之事。”

技术导致艺术的商业化，因为机械复制使艺术品得以量产。毫无疑问，商业上的成功，这当今世界的集体神话支持了艺术尤其是艺术家的生存，然而支持所附加的大气压也悄悄改变着艺术领域的生态平衡。艺术家终有一死，商业却不可一日停顿。这一秩序排除了人的因素，于是人也不能拯救其后果。

“艺术作品的独一性”看上去毫不重要，在文学领域更是如此。艺术作品改变了，人们看待艺术作品以及现实的眼光也随之改变。天下大同的梦想并非始于机械零件的标准化，但唯有技术能赋予它现实性。至于技术默默充当着“手段”的角色，又使人忽略其真正危险。电影流水线最终完全击碎了这样的艺术评价体系：“一幅好的相片，它马上告诉您的，不是所涉主题的国籍，而是摄影师的国籍。”

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短视者除了触手可及的金币无法再看到更多东西。利润啦，效率啦，解决方案啦，这些令人愉快的字眼一俟滚动向前，便遮天蔽日，掩盖一切。“人们只考虑到作品的立即用途”，艺术面对这样的悲惨处境，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众所周知，自由主义者已经奉献了他们的锦囊妙计。从此艺术只依附于艺术家，而艺术家作为一些个体，素来无比脆弱。

读沈从文

读完沈从文《湘西杂记》和《湘行书简》，又读他解放后在“作家学习班”所写的那些该死的春游文章，再想起老头子下雨天披着麻袋，去故宫当导游的惨淡生活，不免要产生各种感慨。其中最持久的感慨莫过于：沈从文对家乡的热爱以熟悉当地风土人情为基石，不似我等，终生停留于空泛的亲切感之中，需要借助文字来弥补先天不足。的确，我们成长的环境和少年沈从文的世界大为不同。或许是时代变迁所致。对于作家而言，差异首先体现在构筑现实的材料上。——他用生活经验，我们用书本：他用口口相传的故事，我们用官修史籍。诸多不同也最终决定了语调上的分歧。即使是沈从文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新湘行散记》，其语调依然独立而真挚。语调与政治有关，它是文艺最艰难的问题。

读克莱斯特

“浪漫主义文学”尽管名声受损，其中佳作每每透出一种久违的质朴气息——如何形容？——就像馬塞尔·普鲁斯特的玛德琳小点心或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冰块，令人忆起童年阳光充裕的炎热下午所阅读的地方小报文艺副刊、古代神话今译本、外国名著缩写本，以及中学语文教师的讲故事散文。沃尔特·司各特和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皆向读者提供此等氛围，而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子嗣从未让我们产生类似的安逸感。当代文学注定是一种“干涉”文学，这一论断，无关作品的优劣高低，而旨在强调小说家的野心，毕竟现实的多面性一再激起他们的占有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