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保真先生去世后，他那面带笑意，不紧不慢、侃侃而谈的样子，反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总觉得应该为他写点什么，但一时又想不好究竟应该写点什么，也不知道何处可载。前不久，海南师范大学的周泉根先生给我发来了他已经编好的两卷本、六十多万字的《黄保真先生文集》的书稿。说实话，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周泉根先生是黄保真先生晚年的学友和同事，我们曾在黄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见过一面。没想到，他对黄保真先生怀有如此厚重而实在的师友深情。他约我为此书作序，我不可能不接受。一是为周泉根先生的这种师友深情所感动：二是亦即此了结我自己的一桩心事。

黄保真先生自1979年调入人大，就同蔡钟祥先生和我在一起，一起上“中国文学理论史”这门课，一起写《中国文学理论史》这部书。虽然不能说朝夕相处，却的确是三天两头见面。接触中，觉得他和蔼可亲、乐于交谈、令人轻松愉悦，所以我们很快就从工作上的同事变成了人生中的朋友。其间有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那时，在工资制度上中国还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层层倒挂”的年代，知识分子待遇很低。为了多少能够贴补家用，黄先生夫妇办了一家小书店。事成之后他立即来告诉我，并对我说：“以后你想买什么书，就跟我言语一声，我按照出版社批发给书店的折扣价给你带来。”我说：“你们办个书店不容易，今后的经营会很辛苦，有多少收益尚不可知：就按书上的定价带给我，就已经省了我不少事了，不要再打折扣。”这样的“讨价还价”当然不会有结果：但后来我托他买的书，他实际上还是按照折扣价算的。这件事似乎很小，但我总觉得：一个人遇到一件事，在第一时间的想法是最真实、也最珍贵的。书店甫成，黄先生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多赚几个钱，而是给朋友多省几个钱。这几乎可以说是透明地展现了他的处世为人和内心世界。

当然，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学术。黄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科班出身，这方面的知识原比我多，交谈中我自然受益匪浅。我也总是在出书之前先看他刚写完的书稿。他分担的清初那一章，包括顾、黄、王所谓“三大家”。这三位都是大学者、大思想家，各有丰硕的学术著作和宏大的思想体系，文学理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