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电话的最初动议，是在去年（1990）年底。那时纷传要涨价了，从一千五涨到三四千。于是大家都各找门路，托人交钱。我还没找好关系，就传说已经停止收款了。我们夫妇只好打消这念头。反正又不是非用电话不可。

春节后从老家回来，玲子叔叔家已经交了钱。原来婶子的娘家外甥小石夫妇都在电话局工作，他们答应能设法找人尽快装。玲子就动了心，坚持要装。她说，叔叔家能装，我们也能装。于是我们就把存在银行的一千块钱取了出来，再借四百，再加上当月工资，凑够了，交钱，放下心等安装。但电话局的通知上说得明白，两年内保证安装。谁也没这耐心，一千六百五，如果存定期，两年利息还有一百多呢。

我们把单子送给了小石夫妇，请他们帮忙请分局的人来安装。过了几天，小石让我们去找分局管事的朱师傅。

3月14日这天是个星期四，我一太早就去了电话局。门口站了四五个人，都在等各自托的关系。八点四十左右，一个人骑车冲进来，门房里人喊，朱志文来了，大家蜂拥而上。朱志文谁也不理，径直进了办公室。门房里人说，朱志文现在比班长还厉害，你看，没人找王头，都找他。

我随人群进了办公室。朱志文穿一身深蓝色毛华达呢的中山装，衣服又脏又皱巴。他桌子上已经扔满了各种牌子的高档香烟。他随手拿起一支，就有人伸过了打火机。人们小心翼翼地询问自己这个电话今天能不能装。朱志文手一挥，都坐后边去！声音很粗粝。大家就后退坐在靠墙的一个长凳上。

我这才注意到，地上乱扔着电话线，瓷瓶，铁楔子。

桌上两部电话不停地响，全是找朱志文的。他抓起来也不仔细听，只喊一声，等会再说！就压了电话。要不就冲话筒大喊一声，半小时以内开车来，不来拉倒！啪就压了电话。他开柜子，取出两大卷工单。人们又蹭到桌子边。朱志文在里边挑出七八个单子。我赶紧报了姓名，他又挑出了我的单子。

这时王班长坐在对面。他说今天有谁谁的要安装。旁边黑瘦的汽车司机点燃一支烟，说谁谁的今天也要安。这时一个安装工凑上来说，我拿来的那个单子今天得安。朱志文又挑出一个，让拿到楼上去打号。

大家又给司机递烟，给朱志文递烟。我递过烟，又从包里拿出四本杂志，很巴结地递上去说，这是我们编的，解解闷。

朱志文看也不看，往桌上一摔说，我大字不识一个，还能看这个！小五，拿去！

一个瘦小的安装工就上前拿起了杂志，回头和我搭话说，他爱看杂志，去年还报名上过作协办的函授班。

我以为抓住了稻草，赶紧和他套近乎。小五就拿了杂志进里间换衣服。

朱志文开始派活。好几个装电话的是开了车来，有的是小货车双排座，有的干脆是小轿车。我就问朱志文，我怎么办。他说，回家等着，一会就来。

回到家我心中忐忑，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该如何打发这帮人。等到十二点半，我们吃完饭了，朱志文带了两个工人来了。他换了工作服，腰里挎个工具袋。我赶紧沏茶、递烟，赶紧放桌子说要准备饭。朱志文说不吃。他到阳台上看了电话线来的方向，说得用长梯子。说活不好干。说让明天上午再去分局联系。

晚上我趕紧跑到叔叔家给小石打电话。小石说下午已经派他内弟大虎来了分局。说那帮人见我没有“见亮”的意思。说活很难干，要干就得“见亮”。我问得多少钱。小石说得五条“良友”，这样省了饭钱。不花钱看来不行，人家不给面儿。

我赶紧跑出去，砸开一个个体小店门，买了五条良友。玲子觉得这一百九十块钱花得太冤。我们已经交了一千六百五，凭什么要给这帮人孝敬？！说这么多年，还没有这样求过人。我说你太健忘，求人的事不记得也好，要都记着，还活不活？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起床一看，下雪了。纷扬的雪花落地就化，室外作业恐怕是不行了。

但我还是去了分局，找见了朱志文。和昨天一样，围了一帮人。和昨天一样，电话不断打进来。朱志文极不耐烦地抓起话筒：

你找谁？

朱志文。

朱志文死了！

甭跟我玩这个。

朱志文早在年前就死了！

朱志文啪地压了电话。他口气略微缓和，说大虎来过电话了。

我就明白是小石跟他讲好了价钱。我小心翼翼递上烟，烟是美国货，六块一盒的qallant牌。

朱志文说，回去等着，下午雪要停了，就去。

我就回家等。中午雪停了，但等到三点，没有人来。我就去副食店打公用电话。朱志文接了电话哼哈一声，就把话筒扔了，再听，是王班长的声音，他说你一会儿再打。

我不知怎么回事，只好骑车再去分局。到分局，王班长在门房聊天，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一问，说朱志文就在里边。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才发现他在一间房里呼呼大睡。

我不敢惊动，在办公室桌上留了张纸条，说明天单位有急事，早上不能来联系，下午或星期一再来。留了条子还是不踏实，出来再找那个喜欢看杂志的小五，王班长说小五就在后边的家属院住。

我就摸进了家属院。小五家住两间平房，条件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