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思想中，爱情被认为是个体解放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均显示，现代转型过程中，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往往最先遭遇挑战，而爱情通常是改变、重塑家庭伦理关系的重要因素。
费孝通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完成的《江村经济》里就谈到，一位与工友恋爱并同居的已婚女工，因为此事被工厂开除以后，她并没有跟情人出走，而是顶着舆论压力回到丈夫家中;她的公婆和丈夫最终还是接纳了她，因为她有挣工资的能力。
这件事情表明，随着女工成为村里挣工资的“阶层”，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上升，夫妻关系正逐渐取代父子轴和婆媳轴成为家庭关系的核心。
后来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的田野研究进一步指出，七十年代以来，当乡村走出祖先的阴影之后，围绕夫妻轴的核心家庭及其成员的幸福成为人们的关注所在，这点和后集体化时代国家和市场因素相叠合，造成乡村社会普遍出现一种过度功利的个体主义。
与阎云翔的分析稍有不同的是，费孝通并不认为这种自我中心的个体主义与一种合作模式的家庭结构是冲突的，或者说能够还原成情感/ 欲望与理性的冲突。
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差序格局中的“家”核心三角（父—母—子）是个超稳定的文化模式，这种个体主义除非以核心三角为价值追求，否则无法现实化。但他在《乡土中国》里也指出，爱情的浪漫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它视生命为不断克难的探险。西方的团体格局社会能肯定这种文化价值，是因为家庭中子女成长后就离开这个团体，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亦剥离了家庭领域，所以夫妻始终是主轴，婚姻是维持比较纯粹的两个个体的关系;生育不再是家的核心价值。因此，对于家核心三角来说，爱情就有可能会造成差序格局下的家的解体。
作为费孝通的同学，林耀华在人类学小说《金翼》中呈现了乡土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更为复杂的爱情和婚姻关系。他对这个问题持更开放的态度，认为爱情带来了挑战，但也给乡土社会结构带来了新的机遇。
这本小说的经验材料取自福建古田县岭尾村及其毗邻的乡村社会。生于清后期闽江中游的青年农民黄东林一生苦心经营，从卖花生的小贩成为古田县的乡绅。
他带领的家族“金翼之家”的成员各自在父子、母女、婆媳、夫妻、祖孙、兄弟、朋友、邻居、亲戚、情人、敌人等种种社会关系中守成或者左右冲突，在与土匪、战争、政党、国家的遭逢中时而飞黄腾达，时而陷于绝境。
人们有时候意识到自己无论做何种选择都会被神秘莫测的“命运”摆布，但有时候也会不顾一切地冲破它的裹挟。
《金翼》主要涉及九个人的婚姻遭遇和恋爱情况，分别是黄东林、大哥（东林长侄）、三哥（东林长子）、四哥（东林二子）、五哥（东林三子）、小哥（东林四子）、东林小侄女，以及茂衡（张芬洲二子）、茂德（张芬洲三子）。张芬洲是东林的姐夫，他一家的衰落和金翼之家的上升构成精巧的一组对照结构。同时，东林及其四个儿子之间也构成了几组对照。
从东林的婚姻开始，就出现了与乡土社会习俗不同的通婚策略。东林最开始是在商道上卖花生，因为厌倦了守寡的母亲和长兄东明不断督促自己回家务农的说教，所以趁着和芬洲在湖口镇开店的时机经常待在镇里。他这时候二十岁出头，身边的朋友都是做生意的商贩，不再是农民。
东林决心自己找老婆，通过朋友介绍，他对一个郑姓人家的闺女感到满意，最后还自己操持了自己的婚事。而按照村里的风俗，订婚与成婚均由长辈安排。
但这里的重点并非形式上的差异。乡土社会的理想婚姻，应该如费孝通所说，夫妻之间刻意保持冷淡，极少表达亲密，为的是在家庭中塑造父子轴权威，这种压抑使情感偏向同性方面发展。如潘光旦写冯小青影恋之事，便指出小青自恋乃至有同性恋的心理倾向，实与传统家庭和社会漠视女性的性生理和精神的正当性有莫大关系。而黄东林对婚姻的考虑已经超出一个普通农民的思考。他事先考察过未来岳父的经济情况和郑家姑娘的品性，知道这家人有点文化基础，对此他感到满意。
后来的经历证实了东林的眼光。黄太太任劳任怨，侍奉婆婆，教养子女，与妯娌相处和谐，是东林得力的贤内助。仅从一件小事便能看出她谦和知礼的处事风格。有一次小哥在自家田里不慎打死了别人家一只小鸭子，当时并无他人在场。后来事主跑到田里痛骂打死鸭子的人，黄太太听见了便问小哥。得知真相后，她带着小哥去给人道歉并进行了赔偿，直到事主满意离开。东林对黄太太始终尊重敬爱，并延及郑氏家族。在郑家遭遇大火、三个妻兄弟全殁之时，东林设法给唯一幸存的郑家媳妇招了一个上门女婿，确保郑氏香火延续。
东林选择妻子和对待婚姻的态度，既不同于一般农民，也并非出于自由恋爱—他和妻子婚前从未见过。他的爱情和婚姻适应湖口镇的商业社会，是宗族之间联盟和两性合作的产物。东林意识到城镇生活方式带来个人观念的改变，认为这一点是家庭生活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东林的四子中，三哥和小哥的爱情、婚姻类型相似，四哥和五哥则属于另一类。三哥是书中较受瞩目的个案，林耀华有意安排他和茂德之间的对照。近来研究者如黄子逸曾讨论过两人命运之不同所展现的对现代性的不同适应之道。
我感兴趣的是，三哥与茂德亦呈现了基于现代爱情的联姻和宗族之间的联姻两种方式的比较。三哥拒绝东林为他安排婚事，志愿通过自由恋爱结婚，新娘素珍是他在教会学校的同学。茂德也是三哥的同学，其婚姻大事由家长操持。当时芬洲和东林的店铺正蒸蒸日上，芬洲在千挑万选之后，为茂德选定富商之女惠兰。茂德和惠兰两人郎才女貌，十分般配，婚后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然而不久茂德因心脏病去世，芬洲夫妇希望惠兰像大儿媳一样守寡，并要给她过继一个孩子。惠兰难以接受，终日和公婆吵闹要回家，甚至以自杀威胁，双方这种相互折磨最终以二老相继离世、惠兰如愿回家告终。
三哥的爱情实现是宗族妥协的结果。三哥婚后住在延平市，但他教書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妻小，仍靠家里支持。林耀华说，这个小家庭仍然是大家庭的一部分。三哥的例子特别符合费孝通所说的家核心三角从宗族模式分离出来后的状态，不过这种状态并不稳定，随时处于变化之中。当小哥因为上学住进来，这个小家庭很快矛盾不断。小哥觉得三嫂素珍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亲弟弟，而是当保姆和仆人使唤;素珍则感觉和整个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小哥在自己家中总能唤起这种不适感。素珍和小哥冲突的根源是宗族模式不断拉扯家核心三角所致，而冲突最后的解决方式则是家长们一致沉默，不了了之。对于这种不断摇摆的状态，林耀华倾向于用社会关系网的均衡—非均衡结构进行解释，认为这取决于现实中互动的个体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综合的研判及其行动的结果。如果以素珍的角度来说，她对小哥的不满首先不是因为她本人或小哥的人品有问题，而是这个家核心三角的空间被侵入了。但是她作为这个小家庭的女主人，过分依赖三哥，在这些事情上没有自己的主动性，则是个人能力和处事智慧不足。
小哥和三哥一样，很早离开家乡到外求学，受到家族羁绊最少，他甚至比三哥走得更远。三哥最后回到湖口组建轮船公司，小哥则在北方大学里任教。小哥小学时候与同学月英关系要好，月英父亲曾找东林议亲。而东林回复说，小哥因为接受现代教育，所以主张婚姻自由，这件事要听小哥的。东林坚持让小哥出去读书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教育才能给孩子未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而在几个孩子之中选择小哥，不乏老父亲对幼子的宠爱和维持宗族当下生活的现实考虑。
四哥和五哥的爱情和婚姻大概可以说一个是标准的乡土社会成功的婚姻形态，另一个则是在现代爱情和宗族婚姻之间挣扎最后向宗族妥协的形态。四哥的婚姻平淡无奇，书中仅提了一处，他的妻子是东林为了解决三嫂不会做家务、导致大嫂二嫂有怨言而迅速给他娶的一个农村妇女。五哥则经历了三次婚姻。
五哥的第一次婚姻是为了制止他和堂表外甥女红花相恋的流言。人们议论他俩乱伦，这会损害“金翼之家”的好名声。对五哥来说，这次刻骨铭心的初恋注定没有结果，他没有勇气反抗东林，甚至在东林做出反应之前就已经停止和红花见面。但这件事情不仅影响了他的婚姻生活，也给父子之间埋下了芥蒂。五嫂嫁过来不到一年就得了重病去世，很难说与五哥的态度没有关系。五哥心中时常想起的是那幕场景：十六岁的红花站在山坡上只为等他路过，低声而又温柔地朝他说：“为什么你不来了，舅舅？”就像清晨的露珠一样莹莹可爱。他的第二次婚姻书中没有特别交代，应该可以参考四哥的婚姻状态。而第三次婚姻则要了五哥的命。在他第二位妻子去世之后，五哥和一位姑娘相爱，想娶她为妻。但是东林再次不同意，他希望五哥和一个离婚的城里女人结婚，因为这个女人有一笔财产。五哥最终还是屈服了。婚后这对夫妻成了怨偶，五哥大多数时间不愿在家，后来跟赌友去妓院，染上梅毒暴毙。他的妻子则生下一个死胎，所以五哥这一房等于绝嗣了。
与五哥构成对照的还有茂衡。茂衡接手家族产业之后，经常在乡间、城镇、省城之间旅行。其间他偶遇自己母亲堂兄弟再娶的老婆—当地也叫舅母，开始了不伦之恋。后来奸情当场曝光，女方落得个荡妇的名声，茂衡却觉得无所谓。表面上茂衡没有因为丑闻遭受损失，实际上他的轻率、放纵、缺乏辨识能力，却导致他一步步踏入恶棍方杨的圈套，从此将张家送入覆灭的境地。茂衡本来应该有机会重振家族，他的第二次婚姻扩大了他的交际面，假如他能好好利用，应会比东林当年更快成功。但是茂衡沉迷于现代感官享受，却没有能力进入现代市场，像东林那样从中获利。他模仿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对爱情的理解完全是性欲望，这是现代启蒙自身的缺陷，在宗族完全失效的环境下被愈加放大了。当农民以个体化状态面对城市化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茂衡式的道德衰退。
茂衡和五哥再次展现了宗族和现代性之间应维持平衡的张力。宗族必须对现代性开放，同时要防止个体化的危机。
从东林和芬洲开始，张、黄两家缔结婚姻的策略都是有所变化的。在东林最困难的时候，曾经不得不将刚出生的女儿送给别人做童养媳;他最小的侄女也在之前被送走做童养媳。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谈到过这类风俗，当地称为“小媳妇”。他认为，这种制度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社会为了保证自身的再生产而出现的，通常是贫困人家才这么做。“小媳妇”制度缓解了婆媳矛盾的可能，但也使姻亲之间的联系松散，影响亲属结构的正常功能。对此，林耀华亦持类似看法。小说里描写，东林的小侄女因为公婆突然去世反而幸运地得以回家，但是东林自己的女儿却死在了婆家，死因不明，年仅十多岁。这件事情在东林夫妻心里留下永远的伤痛烙印。即便后来“金翼之家”遭遇更大的生存危机，也再没有以这种方式嫁娶过。
芬洲一家也是由穷变富，富裕之后芬洲就像村里的地主一样生活。他要求两个儿媳妇守寡并给她们过继儿子，都是遵从礼法，但他忽略了或并不在意现代婚姻观念的影响，以为那只是城镇里的事情，与乡村无关。他的婚姻策略是一种从农民到地主的乡土世界的循环。
婚姻对于张家和黄家来说仍旧不失为一种保持和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但对东林来说，他意识到乡村正在和一个更广泛的外部市场和世界相联系，儿子们的婚姻策略应该有多种选择才是有利于家族生存和繁荣的。但这不能说是通過婚姻将利益直接变现，或说把婚姻作为一种利益交换，因为婚姻结果不总是尽如人意，它是不同人之间真实的相处，日日夜夜无数生活细节的累积。
黄家的发达，与东林对外部世界的敏锐感知不无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说，东林已经走出了用“命运”来解释的乡土社会逻辑的支配。以他的眼光看来，“金翼之家”的成员之间个体差异如此明显，精神气质迥异，这些因素都可能有助于他们在更大的社会舞台发挥作用。
“宗族”的确构成了东林精神世界的核心，同时他也在察觉和理解宗族的现代转型。通常，宗族的维持有赖于家长的权威和宗族经济基础，两者相互支持，家长权威体现在对宗族经济的支配和家庭成员的约束力上，争夺宗族经济支配权往往是确立家长权威的第一步。书中有几件事情可说明其中家长权威发生了转变。
一件事是大哥、二哥争夺财产。先是他们哥俩依靠叔叔东林长大后，要和东林分家，大哥依据长子权要求独得一份祭田，并且平分商店股份。然后在面对自己亲兄弟的时候，大哥也不曾退让半步。当祖母想私下给二哥一小笔钱的时候，大哥及时发现并制止，就在兄弟两人的争吵中，祖母去世了。兄弟关系破裂往往是宗族社会的一个致命因素。大哥和二哥之间深刻的敌意使两家人包括年幼的孩子全部卷入怨恨之中，连一桶粪水都能挑起战火。大哥在一系列事情上表现出来的自私不亚于阎云翔所说的过度功利的个体主义，这并不是现代性带来的，而是内在于宗族的。兄弟关系往往是宗族社会的一个分裂因素。如东林所预期的，分家总是在发生，即使一个家族分裂了，亲族纽带依然维系各分支，这样宗族才不会散。但大哥和二哥闹到这种地步，东林的调解完全无效，实际是传统的家长权威已经衰落。
另一件是大哥家中的婆媳争斗。儿媳齐妹由于是大哥好友的独生女，又很小年纪就嫁过来，平时大哥很疼爱她。大嫂极力想表现婆婆的权威，但是齐妹有大哥撑腰，总是不服和反抗;于是大嫂总想让儿子去教训儿媳妇。这些都导致小夫妻经常吵架，齐妹有一次甚至拿刀追砍自己的丈夫，结果误将婆婆的嫂子砍伤，差点被人家告上法庭。最后在东林和四哥的间接帮助下才没有告成。
大哥偏心齐妹，东林宠爱小哥，但是东林并未因个人好恶而在家庭成员的公开冲突中有所偏袒。而齐妹的飞扬跋扈与大哥平时的纵容不无关系。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大哥确立自己的权威。大哥完全没有意识到，家长权威不再天然来自伦理格局，而是体现在平衡成员之间关系以及家庭和外部关系的能力上。此外，制止齐妹被告一事表明，在东林看来，家庭内部的事情诉诸法律，会导致外部权威的介入，从而损害家长权威，也会损害家庭的完整性。东林或许意识到，真正对家族秩序构成挑战的，不是流行的爱情观念和婚姻形式，而是外部的法律权威。
尽管在哥哥东明去世以来，东林一力担起家长的责任，但是对于两个侄子，他无法有效地管束，亦无法命令。原因在于，东林以叔叔的身份作为家族大家长，终究不同于父子伦理关系。虽然他最后出手解决了齐妹的事情，但这仅限于宗族可能在外部权威作用下完全破裂的紧急情况。
与之相对，东林四个儿子之间因为小哥和三嫂的矛盾出现分歧的时候，东林也没有惩罚任何人。林耀华指出，这是随着东林的衰老，他在家中的权威逐渐转变成一种和黄太太相似的慈爱和蔼。一种属于家长独断的权威，正在由兄弟之间的协商所取代。最明显的就是三哥、四哥和小哥协商如何共同通过有效的司法途径，对抗老梁等守旧派的夺权和滋扰。这些讨论都刻意避开东林，以防他无意中泄露给和他关系较好的老梁一派。这是已然不同于东林和东明时代的合作，从根本上协商性质并非基于血缘，而是基于对外部法律秩序的共同认知，但它的团结仍保存着宗族的形式。
上述这些情仇爱恨之中，折射出乡土社会的精神结构变迁和社会关系转型。个人的爱情遭遇与其自身的精神气质、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过渡时期，个体处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其爱情和婚姻有不同的追求和样貌，结果也各不相同。正是这些情感关系见证了一个现代性发生的过程。
小说终章刻画了三哥、四哥和小哥亲密无间的一幕，预示了一种宗族之中孕育的现代人格图像正在浮现。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人被给予全新的情感处理方式，也被要求服从新的伦理系统。情感与伦理之间出现了新的耦合方式，需要在宗族和家核心三角之间不断协商，并充分吸收法律的内容。这种对情感和伦理关系的新思考，是理解中国东南社会的精神世界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