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家与社会网络研究者之间存在着罗纳德·伯特（RonaldBurt）所言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即不同的网络架构中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存在隔阂。打破群体隔阂、填补空缺的人往往被视为以更多创新想法从固有思维中脱颖而出的“中间人”，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本人恰恰就是这种处于结构洞之间的“中间人”。正如他的《广场与高塔—网络、阶层与全球权力竞争》不仅将社会网络理论嵌入到历史研究的脉络之中，而且也填补了严肃学院派和普罗大众之间知识创新与扩散过程的“结构洞”。

弗格森是一位有很大企图心的历史学家，他持有贯通的眼光，不只是守著一个小点而忽视了周边世界。他把非正式的社交网络还原进历史场景之中，用微观史实串起大开大合的宏观史论，避免了研究的碎片化;既围绕问题追根溯源，又在过去、现在、未来中往返穿梭，寻求关键性意义;他对于网络和等级制度的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考古，或是一时的跟风之作，其研究囊括了全球史、未来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的理论见解，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现实关怀。

一

广场与高塔是一个很吸引眼球的隐喻，二者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弗格森关于网络与等级制度的核心观点。

弗格森试图做出这样的区分：一个是持续更长、人类生活被等级结构主宰的时期;另一个则是新兴但颇具活力、因技术变革而产生的网络时代。弗格森当然知道这种等级和网络之间的二分法过于简单，但他仍然以一些事例证明了将二分法作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的作用，正如广场与高塔的简约隐喻，能有效直击读者的心灵。

意大利锡耶纳市政厅代表世俗权力的高塔，矗立于有繁忙市场交易和集中信息交流的中央广场旁，高塔的影子完全盖住了广场。书中的“高塔”用以象征国王、议会和其他“合法机构”的等级制度（包括大英帝国、联合国、CBD大公司）;相比之下，“广场”则是由市场、朋友、敌人和其他有进取心的个人组成的网络，他们在看不见裁判的情况下竞逐，创造出古典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所称的“自发秩序”。简言之，弗格森的隐喻可表达为：高塔是垂直结构的，广场是水平结构的;高塔是秩序的有形之手，广场是破坏的无形之手。

但是，正如弗格森在书中对网络和等级制度的世界历史的梳理中所展现的，这种操控与被操控的关系在不同时代有过多次翻转。本书中，网络与等级制度飘忽不定、潮起潮落、此消彼长的时间线大致如下：十五至十六世纪网络优势显现，以古腾堡（JohannesGutenberg）与马丁·路德（MartinLuther）为标志性人物，引发了对宗教等级制度的破坏与文化网络的新建;十七至十八世纪网络能量逐渐释放，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中网络的作用都不容小觑，十八世纪传播科学、哲学和政治革命的网络更是交织在一起;十九世纪网络优势减弱，转移回到等级制度，但对等级秩序的重新确立并没有消解前三个世纪中所创建的知识、商业和政治网络，尤其是十九世纪伴随工业革命建立的工业网络，及其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全球交通和通信网络的形成;二十世纪等级制度再升级，达到了顶峰，这表现为三十、四十年代极权国家的崛起，民主国家也因急于应对经济大萧条和全球性冲突，体制变得更加集中;二十世纪中叶的通信技术创造了巨大的新网络，但也极大地有利于等级制度和组织控制;二十世纪末期，网络重新兴起，等级制度崩溃，一方面冷战时期世界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苏联解体也昭示冷战的结束与某种等级权力结构的离散，另一方面则是互联网技术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发展;二十一世纪垄断网络崛起，全球科技企业逐步掌握“结构性主导权”，并由此导致全球网络新的等级化问题，网络不断重塑公共领域，削弱集体主义政治，淡化国家边界。

值得一提的是，弗格森在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等级制度陷入了危机的因果关系予以思考时，提到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曾经猜测等级制度陷入危机的原因是科技发展。但是，他认为等级制度危机发生于电子网络在美国普及之前，因此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因果关系颠倒了，事实上正是中央集权控制的放宽，才使得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成为可能。

二

弗格森也专门考察了“网络”一词的沿革。从十六世纪以前仅仅表示交错的线制成的编织物，到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科学家发现“蜘蛛网一样的人体血管和动脉循环系统”这样的网络，再到十九世纪，“网络”有了更多意义：地理学家用它来表示水路，工程师用它描绘铁路，作家用它概括人物关系，历史学家提出封建社会任期制网络等。即使这样，直到一八八0年左右，在英国出版的书中，“等级”一词出现的频率仍高于“网络”。二十世纪末期，“网络”才开始逐渐扩散：先是交通和电力网络，随后出现了电报、电话和电视网络，最后电脑和线上社交网络席卷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