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被一批罗马共和派元老以“铲除暴君”的名义刺杀。早已千疮百孔、矛盾重重的罗马共和国再度笼罩在杀机四伏的内战阴霾之下。明争暗斗的各方党派均宣称自己在为保卫共和国而战，但他们的兵戎相见却为奄奄一息的罗马共和国敲响了最后的丧钟。不久以后，一名恺撒的追随者心灰意冷地退出政坛，隐居起来提笔撰述自己见证、经历过的当代历史。他的从政生涯是崎岖坎坷、多灾多难甚至为人不齿的。他在自己担任平民保民官的那个多事之秋目睹了普布利乌斯·克罗狄乌斯的遇刺、伟人庞培出任独裁官和对阿尼乌斯·米洛的审讯;并且他在米洛讼案中的冒失发言还得罪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演说家西塞罗。两年后，他不出意外地被元老院除名。恺撒在掌权后又将于穷途末路之际投靠自己的这名党羽重新塞进了元老名单。他担任过军队将领，在一场士兵哗变中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他也做过行省总督，可能因为举止不端而受到了勒索罪名的指控。他隐退后的写作计划从《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阴谋》两个专题短篇过渡到雄心勃勃的巨著《历史》，并宣称自己将对陷入复杂政治斗争旋涡中的各党派不偏不倚。他是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生平第三部学术巨著的主人公—盖约·萨卢斯特·克里斯普斯。

公元九十六年九月十八日，众叛亲离、无力回天的帝国元首图密善在宫中遇刺身亡。继位的涅尔瓦已然老迈且来日无多，一年后便在禁卫军的逼宫下丧失了权威。铤而走险的涅尔瓦决定像之前过继披索的伽尔巴一样过继图拉真，并在前人一败涂地的地方赌赢了国运。罗马帝国神奇地转危为安，迎来了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黄金时代。然而，一位曾在暴君图密善治下的十五年漫长岁月—“凡人一生中的大把时光”—中被迫沉默与隐忍的前执政官已对罗马政界感到厌倦，决定告别政治家与律师生涯的忙碌与喧嚣，专心撰述罗马帝国的编年史。与萨卢斯特相反，这位前执政官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其业绩也有口皆碑。但他崇拜那位仕途失意的史学前辈、自己心目中“最杰出的罗马史作家”。他步步效法前贤，潜心研究并化用萨卢斯特的编年史体例、复古突兀的语言风格和对政治罪行的犀利批判，在《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两部专题史著的试笔后完成了《历史》与《编年史》两部古典拉丁史学的巅峰之作，并声称自己没有什么理由要在记述历史时受到愤懑或偏袒等情绪的影响。他是罗纳德·塞姆生平第二部学术巨著的主人公—科奈里乌斯·塔西佗。

作为当代萨卢斯特研究中绕不过去的一部经典，塞姆的《萨卢斯特》对《喀提林阴谋》《朱古达阴谋》与《历史》残篇的创作年代、史实准确性、写作动机、后世影响的精彩论述是今日从事萨卢斯特史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们不可不读的—无论他们对于塞姆史料烂熟于心、下笔言必有据，却又不乏大胆猜测与丰富想象力的观点赞同与否。但对于国内罗马文化史的广大爱好者而言，笔者希望能于《萨卢斯特》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即将问世之际，在这篇小文中为他们澄清一个问题：《萨卢斯特》同塞姆前两部名著《罗马革命》与《塔西佗》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塞姆本人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罗马史学界的语境下，萨卢斯特这个人物究竟在拉丁史学中占据着怎样的重要地位？

在经历了五十余年的岁月变迁和学术积累后，我们当代人对萨卢斯特的理解已同于一九五九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萨特古典学讲座场合下发表关于萨卢斯特的六场系列报告并于一九六四年最终将讲稿整理、修订、付梓的塞姆大相径庭。当前，萨卢斯特的文化史形象正在走向多元化—在西方史学史研究者的心目中，他是古典史学客观主义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他的文本保留了关于罗马共和国腐朽衰亡、大厦将倾的生动证据;对于中世纪史学研究者而言，萨卢斯特的《喀提林阴谋》是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等中世纪史学名篇的写作范本;部分政治思想史学者则试图从他的凝练行文中寻找某种微言大义和古人特有的政治智慧。但对于塞姆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德国古典学者来说，萨卢斯特只是一名成就远逊于李维与塔西佗、地位被后人拔高了的二流史家。塞姆本人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通行看法，并在《萨卢斯特》一书中历数了主人公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罪过”：他用道德论的批判口吻丑化了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贬低了罗马共和国末期在保护自由与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些客观成绩;他将一部错综复杂的罗马政治史简化为“贵族派”同“平民派”之间的二元对立与斗争;他在收集和运用材料时过于轻信，没有对它们进行认真的史料批判;他未能严格遵循编年史的写作体例;他对共和国早期历史的认识也存在着严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