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爱谈三国，西方人则易“言必称希腊”。他们搬出了修昔底德—“雅典人变得日益强大，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人的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于是，这也被推演为一条定律：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种结构性压力必然导致冲突和战争。对此，国内外已有诸多讨论，无需赘言。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九八八年，德裔美国古典学教授马丁·奥斯特瓦尔德就对修昔底德笔下历史中的“必然”进行过讨论。而要拿雅典和斯巴达的“段子”说“天下大势”，则至少可以追溯到乔治·马歇尔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在普林斯顿为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所作的演讲。用现在申请科研项目时填写的“创新之处”来评价，恐怕“陷阱”之说至少本质上算不上什么新东西。若真从学理上看，其实，这里有两条思考路径：“大势”“陷阱”是否存在，可用历史事实分析和说明;而观察者为何视其为“定数”、为“必然”，则还需考察他们的认知。那么，修昔底德为何对历史形成这种“必然性”的判断呢？下面我要提点一孔之见。

努力辩解：寻求克服焦虑之道

修昔底德说，他是从战争刚爆发时就开始着手写作的，并且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这意味着，在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四三一年至前四0四年）及战后一段时期他都在不断写作和修订他的文本，对其中许多语句进行反复改动，但仍然常常不能令他自己满意。加拿大的一位古典学者华莱士（W. P . Wallace）曾评论说：这种精益求精的结果使修昔底德的文字“给人一种在思想和情感上都很强烈的压抑感”。柯林伍德更进一步地看出了问题所在：修昔底德的文风之所以这样是源于他内心有一种不安。不过，柯林伍德只将修昔底德的不安归因于其对历史规律的苦苦寻求，而没有进一步分析修昔底德内心深处不安的根源。窃以为，修昔底德对人性的深刻观察是基于他自身复杂的心理体验，他独特的文风和聚焦于人类苦难的历史书写无不透露出一种内在的精神冲突。

修昔底德的心理压力和对写作的严苛态度，首先与他的出身、境遇和政治立场有关。他出身于雅典显赫的贵族家庭，并与色雷斯王室有血缘关系（他的父亲奥洛若斯很可能是色雷斯国王奥洛若斯的后裔，而雅典的重要将领米提亚德和客蒙父子也是修昔底德的先人）。他在色雷斯地区有金矿开采权，对那里的上层人士有影响力。从他的著作内容中可以断定，他受过当时极为优良的教育。

公元前四二四年，修昔底德被雅典人任命为将军，前往色雷斯地区指挥军队，驻扎在塔索斯岛。他自称，当他收到另一位驻守在安菲波利斯城内的雅典将军优克勒斯的求援后，便全力以赴驰援那里。但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抢先说服了当地人向斯巴达人投降。这导致雅典失去了安菲波利斯。虽然他保住了港口艾昂，并击退了伯拉西达军队的进攻，后来却仍然遭到了雅典人的流放，达二十年之久。

以往通常认为，修昔底德对这次战役的记述，抑制私见，叙事客观，“没有一字为个人辩护”。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修昔底德研究专家韦斯特雷克（H. D. Westlake）就称，修昔底德貌似客观的写作中有许多叙事技巧，它们被用来引导读者相信他对战败没有责任却遭到了放逐。例如，修昔底德介绍了伯拉西达部队的兵力，而对优克勒斯在安菲波利斯城内的驻军和他自己所率领的七条舰船上的兵力却未提及。这对时常关注参战人员人数的修昔底德来说是罕见的。事实上，优克勒斯的兵力很可能是少量的，根本无法坚守，处境困难。但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读者只会认定雅典人失去安菲波利斯主要是由于伯拉西达的谋略、优克勒斯的无能和安菲波利斯人的背叛，他本人则是尽力的。并且，他丝毫未解释当伯拉西达进攻安菲波利斯时，他为何不驻守在邻近的艾昂，而是在较远的塔索斯岛，以至于让伯拉西达抢先入城。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修昔底德的战争史写作带有对自身军事能力辩解的特点—他要力图证明自己并非不擅长兵事，但时运不济，只得如此。因此，在他的历史书写中，时常出现人力所不能控的“运气”—这一因素往往左右着战事的变化、党派的斗争和灾难的降临。他试图将其描述为人类处境中带有规律性的状态，以此来为自身战败提供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缓解内心长期压力的途径。

不僅如此，他作为雅典瘟疫大规模流行的亲历者和幸存者，目睹了当时的恐怖景象，也为人们保存了一份痛苦的记忆。但是，他明知雅典瘟疫的暴发与伯里克利将阿提卡乡间的居民迁入雅典城内的政策有关，却出于对伯里克利的推崇和欣赏，在极力描绘瘟疫细节的同时，引导读者将其视为超出任何治疗和人力手段之外的“不可控因素”。他还在《雅典瘟疫叙事》之后，编排了一篇《伯里克利最后的演说》来为其政策辩护，将已发生的大规模瘟疫定性为“不幸的灾祸”，并通过伯里克利本人之口宣称雅典人因瘟疫而对其发怒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