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里，“谷林先生”从来是和信连在一起。二0一0年，我初做编辑，给作者写信前必先详一详《书简三叠》，其中谷林致扬之水的信，向是读得最熟的一叠。二0二0年春问世的《爱书来：扬之水存谷林信札》， 收入谷林致扬之水书信一百五十封，其中九十二封，属首次发表。十年后重读，时代和人都变了，恍若隔世。

谷林和扬之水相识前各自际遇，在特殊年代并不特别，只因爱书，映现出生命流转如水的柔韧和可爱。谷林自小钟爱文史，为养家糊口做了四十年会计，工作之余买书读书。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启了先生的“第二辈子生涯”，进牛棚，下干校，以五十之龄“转业打鱼”。一九七五年，咸宁“五七干校”结束，在“管饭待业”之际，历史博物馆邀请他去整理馆藏文献，“一跤跌入青云”，随后十四年，编辑点校了《郑孝胥日记》。一九七九年《读书》杂志创刊，受老友请托，他“帮闲打杂”，长期担任该杂志的义务校对、义务编辑及义务评论员。

扬之水青年时插队务农，开卡车，蹬三轮，送白菜，卖西瓜，恢复高考时阴错阳差未能入学，只能通过自学完成学业。《读书》改写了她的人生，扬之水在日记中自述：“我与《读书》真是缘分匪浅，从它创刊到现在，每期必读，甚至可以说，是《读书》引导我走上了读书的路，对建筑、对音乐、对美术，以及其他等方面的兴趣，几乎皆是源于《读书》。从八四年第十期的一方小豆腐块，我开始由读书走向评书……”（《〈读书〉十年》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日记）一九八四年她考入光明日报社，一九八六年调入《读书》编辑部。

谷林与扬之水的半生交谊，始于《读书》，贯以“读书”。只隔一条“ 周道如砥”， 却很少见面，通了二十多年书信，“中心议题实在还是一个‘书’字”（《爱书来》扬之水序）。扬之水以先生为第一个“赶超”对象，谷林先生视扬之水作“小朋友”“大妹”，借书、赠书， 认真读她的文章，给出具体而微的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