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炙手可热的新西兰女作家安娜·斯麦尔的小说处女作，《钟声》充分展现了她试图用音乐方式“重写”当代英语文学的野心。正是由于这部小说高度“音乐化”的特征，使它与之前的恶托邦小说（ 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萨拉马戈的《盲流感》以及同为新西兰作家的珍妮特·弗雷姆的《特别护理》）相比，仍然有鲜明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此书能入选二0一五年英国布克奖长名单的重要原因。仅仅从用词来看，整部作品便充满了各种形象的、让人耳目一新的音乐术语，而且反复、适时地出现。譬如，急板、慢板、突然地、停奏或不唱、强、弱、轻声、弱声、赋格、对位、卡农、柔板、如歌的……而巴赫、布克斯特胡德、勃拉姆斯这些音乐大家的名字也在小说的不同章节里以醒目的方式出现。

《钟声》之所以如此集中、大量地运用音乐元素，与斯麦尔本人的成长背景大有关系。从七岁起，她便开始演奏小提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她在坎特伯雷大学学习过专业音乐表演。虽然她后来转以作家为业，相继在奥克兰大学、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分别获得了英语硕士学位、創意写作硕士学位、当代美国诗歌方向的博士学位，但是音乐一直在她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她看来，音乐是一种“终极的艺术形式”，包含着某种“连续性”—“一旦你开始聆听它，那些随之会涌现出来的情绪和记忆就被打开了，就好像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力，会一直涌出来而无法停止。”

不过，与这些术语相比，小说中之所以借用音乐元素的更重要原因还是在于它的主题，即围绕着声音/ 音乐不断展开的复杂、动态的权力关系。作为全书背景的恶托邦音景，既是主流话语独享霸权的“单一”音景，又隐含着“众声喧哗”的无限可能。前者无疑指的就是钟琴，后者则以形形色色的行会之歌与充满不协和音符并最终毁掉钟琴的原创“反动”音乐为代表。正是在一次次的“声战”过程中，整个恶托邦的音景被不断地重塑。与此同时，小说中每一个主要人物的身份（包括个人身份与集体身份）也经历了一次次重要的重构，他们最终亦可以完整地储存与恢复自己的记忆。

一

不论是阿多诺对音乐造成集体同一化而呈现出反动性的大胆论断，还是阿达利对音乐与社会秩序的操纵、掌握、预期行为之间密切而错综复杂之互动关系的着重强调，抑或是萨义德将西方文化（包括音乐）与帝国之间同构关系的精彩呈示，都可以看出当代文化批评家们试图将音乐与社会主流阶层联系在一起的尝试。这一点恰恰在《钟声》中得到了极为重要的回应。在这个未来“恶托邦”的世界里，居住在牛津城堡里的精英极权政权正是凭借一把用钯制成的、巨大的钟琴（一种由不同音高的铜钟构成的打击乐器）“洗脑式”地摧毁城堡外所有国民的记忆，以及他们用文字语言交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