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大族是中古史研究历久弥新的经典话题，个案研究（casestudy）则是学人研究大族的重要手段，甚至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作为方法论的个案研究，其发生和成熟并不在中古史领域，也不在历史学领域。一般来说，学人通常将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的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视作个案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他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数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掌握了充分的民族志资料，对“库拉交换圈”（Cularing）进行了令人叹服的论述，使其成为印证功能论的绝佳案例。此后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驱动下，个案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取径之一。

个案研究嫁接和应用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中古门阀大族的考察，始于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关于中古太原王氏的研究：《六朝门阀：太原王氏家系考》（以下简称《太原王氏》）。此书原著出版于一九五一年，距今恍然已近七十年了。守屋美都雄師从东京大学池内宏、和田清、加藤繁等史学巨擘，被视为“东京学派”第二代领袖人物之一。东京学派早期人物深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运用欧洲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史料进行缜密的考证和科学的批判。守屋美都雄成长于东京学派的学术沃土，不能不深受熏陶和影响。有趣的是，出自东京学派门墙的守屋美都雄，援引个案研究的方法考察太原王氏，回应的对象却是京都学派内藤湖南提出的六朝贵族制论。如所周知，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是日本汉学研究的“两极”。两大学派的对垒与论争，形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确立于四五十年代，止歇于七十年代，相持达半个世纪之久〔刘俊文：《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上）》，载《文史知识》一九九二年第四期〕，构成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史的主要脉络，影响所及，意义远在日本学界以外。他们虽然批评激烈，壁垒森严，但旨在探索中古政治社会真相的治学态度和批评精神，成为近百年学术史上极为亮丽的“风景线”。《太原王氏》应置于这个宏大的学术脉络下加以理解。

七十年前，《太原王氏》甫一出版，宫川尚志、滋贺秀三、河地重造等人闻风而动，迅速撰文进行评介和推荐。京都学派出身的宫川尚志在书评中期望作者将个案研究扩展至其他家族，如山东郡姓、吴姓士族、侨姓士族等，而作者本人也有类似的研究计划，他说：“在完成崔卢李郑诸家族史料的整理后，也会进一步做出研究。”但是，学术史没有如果。守屋美都雄不幸卒于一九六六年，时年五十一岁。从《太原王氏》出版，至作者壮年辞世的十五年间，他没有再从事其他门阀大族的个案研究。这似乎是其个人学术生命史上的一个谜，尽管他后来从事的研究也与古代家族直接相关，其论文集《中国古代的国家与家族》中译本二0一0年得以出版。更不消说，《太原王氏》出版以后， 化身万千，一批日本学人—矢野主税、竹田龙儿、尾崎康、丹羽兑子、滨口重国等人—迅速将士族个案研究的对象，从一流高门，扩展至荥阳郑氏、河东裴氏、京兆韦氏、弘农杨氏、渤海高氏、颍川荀氏等地位不同的门阀大族。这些个案成果发表于一九五五至一九七0年。无论是学者的数量、范围和段位，还是个案对象的深度、扩展和积累，都昭示个案研究成为当时日本中青年学人研究贵族制的主要路数。如果简要概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学人研究士族成果的共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关于系谱的考证和批判，即对中古士族的源和流极为重视。这种研究风格显然带有守屋美都雄研究太原王氏问题的烙印。

守屋美都雄选择太原王氏作为讨论对象， 并无特别的考虑，只是因为他们是一流高门，位居四姓。现在学者研究个案，往往强调代表性、特殊性和典型性，但研究之前，如何就能未卜先知，判断研究对象具有哪些特征？选择哪个对象作为个案研究，其意义大多是被学者有意无意附丽和追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