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建安”无疑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大一统帝国的崩溃导致群雄逐鹿、硝烟四起，在智勇和权谋的较量中催生出三国鼎立，无论是《三国志》里波谲云诡的事实记载，还是《三国演义》中跌宕起伏的小说情节，无不吸引着后世探寻的目光、激发无尽的想象。而在这分崩离析的时代却诞生了灿烂的文学果实，“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成为作家们取之不尽的素材源泉。

然而，当一个时代和它的文学被奉为经典，它就在研究过程中逐渐被定型，再加上这一时期材料相当有限，如若思维路径、观察角度和研究方法不发生改变，就很难推陈出新。而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二0一八年出版的新著《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TheHalberd at Red Cliff： Jian’an and the Three Kingdoms ）让人眼前一亮。一如她以往的著作—《尘几录》解构一个田园牧歌式的陶渊明而建构一个落入凡尘的陶渊明、《烽火与流星》解构一个黑暗颓废的萧梁而建构一个辉煌蓬勃的萧梁—新作《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同样立足于解构主义的理论视野，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试图以全新的视角颠覆已有的认识，以文学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建安与三国。

问题随之而来：在此过程中，她解构了什么，又建构了什么？运用何种方式来实现“解构与建构”这一目的？解构与建构的尺度又该如何把握，才能公允地对待历史？这些问题无不吸引着我们，跟随田晓菲的脚步进入她笔下全新的建安与三国世界。

一

提起建安文学，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想到“三曹”“七子”等代表作家的诗文作品，或是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而田著在第一章《瘟疫与诗歌：重新思考建安》就打破这些固有印象，让我们从源头上反思建安文学这一概念是如何生成的。作者提出，“建安”是一个事后的建构（laterformation，4页），而且这个建构的过程是经由三个环节完成的：曹丕《典论·论文》、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和萧统编的《文选》。

论述从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的那场瘟疫开始。这场来势汹汹的瘟疫，剥夺了曹氏父子身边几位重要文人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的生命，给曹丕带来关于人生短促、立言不朽等触动，于是，他给好友吴质写了一封信《与吴质书》，悼念这些逝去的文士，并且作《典论·论文》，首次提出“七子”的概念。由此作者认为：“此次瘟疫对中国文学史最大的影响，就是曹丕在《典论》中创造出的‘建安七子’。”（16页）而且“从一开始文学时期的建安就是一种充满怀旧的回溯（nostalgic retrospect）和对于失去的哀悼（mourning for loss）”（12页）。这便是建构建安的第一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发生在两百年后，由谢灵运完成。南朝时期流行拟作，谢灵运作了一组名为《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的组诗，模仿七子（谢灵运笔下的“七子”采取的是陈寿《三国志》中的版本，与曹丕“七子”唯一的不同就是将孔融替换成了曹植。）的口吻分别写了七首诗歌，还模拟曹丕的口吻作了一篇序文。作者观察到，序文以“建安末，余时在邺宫”开头，她认为“建安末”就恰恰暗示着“建安”已经结束了，“通过暗示建安作为一个政治时代的结束，这篇序文也标志着文学上的建安诞生了”（35页）。

建构建安的最后一个环节，发生在萧统编纂的《文选》。《文选》中不仅收录了许多建安诗文，为后世塑造了建安文学的典范，而且在蕭统、萧纲写给属下的悼念故去属臣的一些信件和诗文中，随处可见对建安文学的回应。萧统写信给萧纲，曾感慨道：“明北兖、到长史遂相系凋落，伤怛悲惋，不能已已。”一如曹丕《与吴质书》中的：“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萧统还曾作《宴阑思旧诗》，如曹丕一样在宴会的场合嵌入哀思，且最后两句“一起应刘念，泫泫欲沾巾”，“应刘”正是指曹丕曾经悼念的应玚和刘桢。正如作者所总结的：“通过编选集和选录建安作品，萧梁的皇子们完成了对建安的建构，并将其视作一面镜子，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71—72页）

二

当作者建构完“建安文学”的形成谱系之后，便开始解构这一时期文学史上的两个经典概念：“文人/ 文学集团”（literati/literarygroup）和“个体意识的觉醒”（emergence of the individual self）。作者认为，与其用“文人/ 文学集团”，不如用边界更广泛的“社区”（community）来描述这时期的文人群体;而“个体意识觉醒”不仅与“文人/ 文学集团”产生了显著的矛盾，更忽略了建安时期的所谓“个体的自我”（individual self），“仍然是由他们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构成的”（5页）。也就是说，作者解构了“文人/ 文学集团”而建构了“社区”，解构了建安时期“人的觉醒”而建构了“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