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晓叶维廉已经很多年了，他是余光中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和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学弟，是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和创世纪诗社的要角，是白先勇、陈若曦的同学和同事。他长期任教美国，曾被评为台湾十大诗人之一。他的诗文论译多在台北出版，但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香港崽，11岁来此，读书结婚生子于此。定居美国后，他也常回港，或任教，或演讲。我和他几乎没有私交，但是30年前曾以他的散文和诗歌为主题写了评论和论文，收入我的专著中。
沐浴母性光辉
“北风/我还能忍受这一年吗/冷街上、墙上，烦忧摇窗而至/带来边城的故事;呵气无常的大地/草木的耐性，山岩的沉没，投下了/胡马的长嘶……”这是叶维廉21岁写的诗，焦虑而孤独。叶维廉说，事实上，他就是在那种“庞大匆匆游魂似的群众的焦虑与孤独里”，被逐向求索“生存意义”，进而成为诗人的。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叶维廉在广东中山县一个小渔村里呱呱坠地，他曾回忆“有知觉开始，我看到的就是死亡和饥饿”，“战争的碎片和饥饿中无法打发的漫长的白日和望不尽的南方的天蓝”。儿时，他父亲瘫痪，妈妈总是夜半翻山越岭为农妇接生，或者穿过荒野到澳门买杂货、做小生意。小维廉总是缠着妈妈，想去小贩那儿买一块五毛钱的土饼，而妈妈只能压制着泪水以笑容来安慰他。不久，叶维廉流亡香港，寄居舅舅家。他用“流放”形容少年时对香港的感觉，虽然这是母亲出生成长之地，但总见“没有表情的脸，猜疑的眼睛”，“社交的孤立断裂，彻底的冷淡无情”，如同箭镞一支支向少年的他射来。为他挡住箭镞的是母亲，后来是妻子。
叶维廉自撰的年表中有这样一句：“1961年，和慈美结婚，结婚是一种定力。”他对“定力”的解释是，“从她柔弱的身体里发散出一股静而坚强的无限展张的力量，构成一把防御伞”。爱情始于1958年，他是台湾大学外文系大三学生，与一个修艺术史的女生走到一起了。一个是身无分文的外来文科生，一个是当地土著的千金，他们的结合都受到双方家长乃至整个家族的反对，但经过了4年的坚持，终于在香港叶家完成了婚礼。慈美无惧迁离，推迟了学业，在香港为叶维廉营造和维持着一个温馨的家。她还催生了叶维廉的创作灵感。叶维廉说：“我后来写的几本散文，包括《欧罗巴的芦笛》《红叶的追寻》《幽悠细味普罗旺斯》《细听湖山的话语》，都有慈美感悟抒情的印记，我们那时共游快45年了，大体有共同的感受，看看她在瑞士少女峰拍的云山雪景，就可以看出相似的心音心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