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以后，两年一轮，交通大学1948级电机工程系的校友们依次将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走了一遍。遗憾的是，位于新竹的台湾交通大学之旅未能成行。

再沒有哪所著名高校像交通大学一样，经历了如此多的分离聚合，有如此复杂的血统，五校同根生。但无论何时何地，这所诞生于1896年、有“东方麻省理工学院”之称的百年老校，被刻下了“工业救国”的深深烙印。

“当时学工程，要么选清华，要么选交大。”交大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实用”二字，是对交大气质的最佳描述。

“罢免”老师

1945年夏，何祚庥参加了国立交通大学的招生考试。笔试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和英语。为防止替考，笔试之后还设立了口试，一道是如何分离三种氯化物的化学题，另一道是关于原子弹的。

就在此前的8月6日和9日，美军先后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遭受致命打击。国人为之振奋的同时，也深感原子弹的威力巨大。何祚庥向来对新鲜事物很感兴趣，又钟情于物理，因此对答如流，口试成绩第一，顺利进入交大。

出于现实考量，何祚庥放弃了热爱的物理，选择了化学专业。当时时局不宁，上海有很多小化工厂，尤其是制药厂，化学专业毕业生很容易找工作。

何祚庥说，那时的交大是一所“偏科”的名校，精华几乎全在工程学，他所在的理学院并不占优，而文法学院就更“没有地位”。

一年级时，同属理学院的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一起上基础课。一个大班50多人，化学系约40人。

那时抗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教育事业也难以独善其身。“当时上课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大纲，都是看老师兴趣，老师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何祚庥回忆。

一年级数学学微积分，授课老师为朱公瑾，所用教材是美国原版的《葛斯龙三氏微积分学》。朱公瑾授课中英文掺杂，以英文为主，用中文补充，学生提问则可以用中文。他一上讲台就在黑板上推导公式，写得满满的，上下滑动黑板擦了又写。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走人，干脆利落。

物理老师俞养和在讲解公式推导时，喜欢用“Therefore， xx equal to xx.”（因此，某某等于某某），何祚庥和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equal to”先生。

有时，老师还会遭遇被学生“罢免”的尴尬情况。

大二时，何祚庥和同学们觉得定量分析老师“讲得太差”，经过全班投票，一致决定罢课，把他“赶出去”。大家写了一封拒绝他继续授课的信，第二天上课时当面交给了他。他看了信后很惊讶，“灰溜溜地”走掉了。由于当时师资紧缺，他被学生“罢免”后，找不到其他老师替补，这门课只能被迫取消。

交大的考试为百分制，60分及格，考题很难。为了提高学生的及格率，有的老师会把考试成绩开平方，再乘以10，算作最后总成绩。如有学生得36分，开平方后乘以10，就是60分，这样大部分同学最后都能及格。

两条道路之争

1946年，交大渝校（抗战期间于重庆设立的总校区）的学生复员回校，临时盖了几排平房做学生宿舍。何祚庥住的是一个18人间，需侧着身子才能通过床铺间的空隙。

晚上九点三刻熄灯后的夜晚过于漫长，大家通常开起“卧谈会”，主题不外乎两个：一是国家道路，是站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者哪边都不站;二是个人道路，是选择革命的道路，还是居里夫人的道路。

同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居里夫人对何祚庥和同学们影响极大。化学系学生人手一本《居里夫人传》，年轻的居里夫人在面临参加波兰爱国复兴运动与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两难选择时的困惑，引起了他们的广泛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