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过一年多没日没夜的拼活儿，我终于获得晋升。会上宣读命令后，我回到办公室关掉待机三个多月的电脑，填请假单申请回家休国庆。

机场接上我，父亲的面色不太好看。车上，他对我带的大件行李箱表示不满，说一个军人走到哪都该轻装上阵，尤其衣服够穿就行。母亲说是她让我多带几件运动服，趁假期去乡下泡温泉，跑跑步。这话激怒了父亲，他认为这个假期我就不该回家，职级和岗位在同一年晋升调整，表明组织对我信任，我应该带头加班。

到家，母亲热了一碗稀饭让我垫肚子。父亲让我先跟他上二楼书房，看看近一年没有回家，他在家搞的几处改造工程。他指给我看楼梯间新换的壁灯，竹制壁灯上有一个镂空的简写“万”字，他托人在潮州用罗汉竹手工刻制的。进了书房，他指给我看书桌边白墙上新换的一幅字。自从搬进来，这个位置一直挂着沈醉写的一幅行书卷轴，姥爷在世时送的，沈醉自己做的诗：长剑高擎欲破天，奋身直到广寒边。割来星斗拼为月，挂向晴空但夜圆。诗后有三行小字：录五十年前旧作，除夕夜有感。现今，那里挂着一幅装框的蝇头小楷，《岳阳楼记》全文。

正想问父亲怎么收起了沈醉的字，他伸手指向书柜对面那堵墙。之前的梅兰菊竹水墨四条屏摘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十一岁时写的一组大楷，四幅卷轴。

岱宗夫如何 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 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 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当年写了两幅，父亲装裱一幅留到今天，另一幅邮寄给了在老家的父亲的大哥，我的亲大爷。有一年，大爷喝多了耍酒疯，拿打火机点了其中一幅，堂姐冲上去抢，也还是烧坏了。父亲电话里听说后，催促我再写，堂姐来家里暂住时也跟我提过。我就是拖着。

“这字现在让你写，都未必有这么好。”父亲抱起胳膊，欣赏地说。

“干吗把这个挂出来？”我问他。

“这是我家，想挂什么挂什么。”

“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别吵。”我说。

“这是你和老子讲话该有的态度吗？”父亲不看我，只对着墙上的字说话，“看看，用这几幅字把原来墙上开的洞都挡住了。”

“你把网线拆了？”

“光缆一进来就在墙上打洞，破坏布局美感。”父亲说，“我也不需要上网，你和你妈自愿被这种东西监视控制，我不愿意。”

“那你别吃饭了，吃饭也是被生理控制。”

“好心邀请你上来看看我做的一点小建设，你非要带情绪。”

我看了他一眼。“是你有情绪。”

“和小布尔乔亚多说无益。”他仍旧望向墙壁。

夜里九点多，小区的路灯亮了。树梢上挂着的，靠灯盏近的青柚子被耀得发白。棕榈树的硕大叶片青黄不均。不少人家在屋前的水道里养了锦鲤，一群群的，在荧荧烁烁的灯光与喷泉搅动的水沫里游梭。随处蔷薇铺散，金桂芳馥。

母亲带我看了新近装修的几座宅院，都打理得草木繁茂，花气袭人。母亲问我，怎么突然戗着父亲了。她印象中前些日子我打电话来说起晋升的事，父亲还很高兴。

我告訴母亲，回家之前有一天父亲来电话，先祝贺我的工作调整，之后父亲忽然说起那个烧我字的大爷，他的儿子，我从未见过的堂弟。说堂弟在黑龙江的边防巡逻艇大队当三期士官，前阵子代表旅里参加军区比武，立了二等功。父亲的意思是，既然我们单位的报纸每天都要采编全军部队新闻，不如到堂弟的部队采采稿。我没等父亲说完就打断他，跟他讲这个建议实现不了。部队每年有多少人立二等功？给每人都写篇报道不现实。再说，刚到新岗位就打自家算盘？

“你也实在，”母亲说，“你先答应，回头找理由说有事去不了、没时间不就带过去了。”

可那天赶上会稿，烦躁之余又疲又乏。何况堂姐的事让我对大爷和那个没见过面的堂弟没有好感。

那天没等我说完父亲就掐了电话。晚上加班到十点多，我又拨去电话，父亲没有接。半小时后，父亲发来一条信息，大意是他本以为我经过社会磨练与自我修养，已成长为一个有品德的好孩子，没想到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自利之人，只图个人安逸而逃避承担责任的小人。

自私。小人。

我边看信息边回忆，上一回和上上回被同样的话教训是在什么时候。

第一回是在小学二年级。父亲升任营长，每天忙着收拾新兵，母亲在办公室干着会计兼文员，俩人都腾不出时间管我，父亲便把奶奶从老家接过来。奶奶来时将比我大五岁多的堂姐也带上了。

一天，奶奶擀了碗鸡蛋面条叫堂姐端给我。我尝了一筷子觉得不合口味，就从碗里揪了两根面条往堂姐头发里塞。堂姐拉住我的手，不让我胡闹。来回推搡两下子我一下生气了，拧住她的胳膊大喊道：“叫你来就是伺候我的，老子说什么你都得听！”

父亲赶回来取落在家的军帽，推开门一字不落地听见了。

父亲罚我跪在筒子楼的过道里背诵《增广贤文》。赶上下班，谁见了我都要问一嘴为什么又被罚跪。父亲出来遇上了就给人家解释，说我这个孩子别看岁数小，良心很不好。

周末，父亲将我带到离大院不远的一座大酒店的三角花园跟前，让我给一位老头鞠躬。我鞠躬时，那位老头也放下手里的鞋刷，从小板凳上站起身，向我点头还礼。父亲给老头五十元钱，用力拍了两下我的头并往前一推，说师傅您受累操心，让我女儿好好跟着您学习，希望您能把正经八百的手艺传授给她。

擦皮鞋的师傅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市擦皮鞋工友协会。协会发给他一枚刻着协会全称的铜牌，金黄锃亮，钉在他工具箱正面显眼的位置。师傅曾给程潜、陈明仁擦过皮鞋。黄克诚主政时，请他到蓉园宾馆为苏联专家擦过鞋。

那时冬天，师傅干活儿不戴手套，也不许我戴。盛在各色圆筒小盒里的鞋油都是进口的，沾在手上被风一吹，手背就裂小口子。跟着师傅中午吃饭也从未按时按点，永远一碗榨菜肉丝宽粉，一刻钟吃完。粉挺好吃，就是不顶饿。师傅也很少言语，与人交流大都靠表情手势。

没干几天，姥爷领着一位老头来了。姥爷说是来考查我手艺的。而享受我擦鞋服务的是他的挚友黄先生，西南地区交谊舞的头把交椅。当年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挑选送去美国学习交谊舞的十位青年舞者之一，专为在陪都重庆的社交场合陪同外国使节及夫人而培养。我擦鞋时瞄了几眼这位穿着背带裤的跳舞老头，并不认为他在气度上赢过我的擦鞋师傅，很为师傅不甘。

为跳舞老头擦完鞋，姥爷牵着我回了家。不是在父亲单位的家，而是姥爷的家。我那时还小，却全然明白姥爷的意思。他这是不满意父亲的做法，等着父亲来给他一点难看。

姥爷当年随陈毅元帅南下，母亲是他和北方老家第一位夫人生的独女。他在南方落下脚后，休了原配，娶进门一位护士长，又得了一个女儿。认识母亲之前，父亲是原军区司令的警卫员，每日陪老司令读书练字。为了讨父亲来做姑爷，姥爷把客厅里一张八仙桌抬给了老战友，请他割爱。

母亲当初看不上父亲，也不理解姥爷的安排。后来，跟姥爷要好的战友给母亲讲，姥爷觉得尽管母亲在他身边不愁吃穿，可二姥姥不是生母，下面又有小妹，怕会有寄人篱下的想法。加上母亲随大姥姥，心气高，凡事好讲自尊，要是找一户所谓门当户对的少不了受气，回娘家诉苦心里还隔着一层。不如找父亲这样的苦出身，一是胚子好，成长空间大，二是守规矩，心眼好，这样才会对母亲一辈子负责任、讲感情。

不过当初的情况是母亲不想嫁，父亲也不愿娶。那时父亲正准备参加文化培训班，进而考军校。父亲想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进阶，不愿被战友指指点点，说他出卖爱情换取靠山。何况父亲每回跟着姥爷来家里吃饭，母亲都故意别扭，给父亲盛米饭时只舀掺在饭里的红薯块。二姥姥瞪她，她就说父亲又没带着粮票来，他多吃一碗其他人就只够半饱。

至于母亲怎么接纳这桩婚的，据说是有一回姥爷让父亲去母亲单位办事，中午在母亲宿舍吃面条，父亲开了几句母亲的玩笑，母亲一生气，起身时把半锅面条碰倒了，洒了一床。这时母亲的领导正好提着罐头来敲门。情急之下，父亲一把抖开被子，往烂面条上一盖，锅往里一塞。掏出手帕擦净桌上残留的面汤后揣回兜里，跨步上前打开门请领导进屋。

母亲问父亲怎么反应那么快，父亲说，他知道母亲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那他凡事就先以面子上过得去为第一要务。再后来，父亲攒了三个月的工资，请母亲去理发店烫了一个带卷的蘑菇头。母亲把剪下来的大辫子卖给理发店，回请父亲吃了一顿西餐。

结婚以后，父亲事事都听母亲的，不听母亲的时候，就得听姥爷的。据母亲说只有一件事父亲坚持己见，那就是给我起名字。我出生后不到一个礼拜，父亲就定好了我的大名，叫万山红遍。母亲听了说拗口，姥爷说这是瞎胡闹，刚和日本人打完没多少年，就给孩子起个四字的日本名。父亲说可以将万山看作一个复姓，而且日本大力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不是鬼子而是友人了。

姥爷还要坚持否定意见时，父亲抱起我说，别的我全说了不算，可自己的孩子叫什么，这回必须说了算。这句话说动了一向知轻重的母亲，也间接给她提了个醒，她知道对人对事都要讲分寸，不能一点余地不给人留。自从派出所给我登记上万山红遍的名字，我就成了父亲一生中为数不多说了算的试验田。他竭心尽力，要将我培养成他理想中的、美好的人。

事不尽如人意。跟这回叫我擦皮鞋一樣，父亲只要一收拾我，姥爷就会出面。父亲到姥爷家时，姥爷将他叫进书房，翻出文件夹里的剪报念给他听。文章是专家写的，大意是儿童教育不能棍棒先行、简单粗暴。二姥姥配合姥爷，等父亲听完姥爷训话出来，才叫我掏出手来擦冻疮药膏，让他站在一边看我红肿的小手。

晚上，父亲把我驮在自行车后座上推着往家走。父亲说，姥爷那位跳舞的老头朋友，从前就认识我的擦鞋师傅，故交。擦鞋师傅年青时是省城有名有姓的少爷，每逢古历九月干爽天，家中成堆的名家字画挂出来晾晒。佣人将家中宅院水塘里的竹筏解开划走，少爷就站在船头遥遥看赏。可惜师傅好赌，又赶上一把文夕大火，才干起了擦鞋的谋生活计。跳舞的老头当年进入侍从室后，回乡探亲时还找师傅擦过一次白皮鞋。

看我不搭腔，父亲给我道了歉，继而又讲道理。父亲说，我对堂姐说的屁话伤透了他的心，他从不指望我日后多有出息，至少是不会讲出这种话的自私小人。他叫我去学擦皮鞋，是想改造我，帮助我成为懂得尊重他人的人。可这一点，包括我这个亲闺女也不能理解，只觉得是无情的惩罚，而不是爱。

第二回被父亲骂自私小人和第一回相似。四年级，到一位新请的老师家学书法。父亲下楼修手表，我在屋里跟着老师临摹欧阳询。老师是刚从县城文化馆调来少儿图书馆的文化教员，妻子每晚在文具店帮老板看店，他一边上课一边带着两岁的小女儿。

那天他正握着我的手描红，教我写一道横的起承转合，女儿躺在床上一直哭。忽然，他松开手，起身走到书架前拧开酒瓶盖子抿了一口，再走到床边抱起孩子喂给她。摇了两下，孩子不哭了，他才放下孩子过来继续带我练字。

新请的老师有个习惯，每教完一个结构都要问一声会不会了。那天也许是酒气叫我心烦，或是哭声持续太久，我没有照往常随口说会了，或就点点头，而把毛笔朝砚台上一丢，说：“什么都会了还用得着花钱找你吗？”他听完退到床跟前坐下，眼眶越来越红。当晚就向父亲请辞。

那一次的改造是在情人节那天去电影院的广场卖花，父亲托人批发了一塑料桶的玫瑰花让我一个下午卖完。为了叫我心里痛快，姥爷差二姥姥去日本人独资新开的商场里给我买了一身真维斯，一双纽巴伦旅游鞋。那桶花，我卖了一半送掉一半。反正没人能靠着卖几朵花就变成好人，过后就有了令父亲极为失望的第三回。

高一，妮妙和我同桌。她初三时查出有糖尿病，到那会儿每个礼拜都要去医院抽两管血化验。妮妙的父母有一家服装公司。妮妙的父亲在妮妙确诊后不久，带着他在公司做财务的情人和公司的钱走了。在那之后，只要妮妙想要的、想做的，她母亲都会尽量满足。

妮妙在我之前还有一个同桌。一天，我进厕所拿拖把回班里值日，碰上几个女孩围着妮妙之前的同桌。一个女孩指挥她站到长条便池最靠后的一个蹲坑里，另一个女孩走过去拉下水阀拉绳，冲出来的水泡透了她的裤筒。我经过时看了一眼，她正低着头，在那几个女孩的要求下敬着队礼唱少先队队歌。

拖完地回到座位，妮妙还没从医院回来。我弯腰捡笔时看她堆在抽屉里的书，很想搬出来帮她理一理。

没隔几天，我被父亲叫去他的团部。班主任找父亲谈了话，指出我作为一名学生，尤其是一名军人的孩子，身上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比如说正义感缺失。被欺负了的女孩说那天我作为值日生路过厕所，目睹发生的事却没有向老师报告，并继续和对她施加伤害的妮妙有说有笑。这足以证明我是非不分、黑白不辨。

我试图对父亲解释，妮妙的前同桌以前和妮妙很要好，妮妙信任她、喜欢她，只要她夸赞妮妙的哪样东西好看，妮妙就毫不犹豫地送给她。一天，有个街舞队的男孩课间来找妮妙，说自己得了尖锐湿疣要做手术，问妮妙能不能借一千块钱给他。这个事叫妮妙很为难，就向同桌女孩说了。同桌女孩扭头把事情编派一遍传了出去。等我听说时，这事已成了妮妙和她男友都患了见不得人也治不好的病，正在四处借钱，糖尿病只是幌子。

我还想对父亲说，如果妮妙曾对同桌女孩恶意相加，我那天会在厕所里为她说话，以及她如果不是接受过妮妙的文具盒、耳环、板鞋等好意，她传这些小话也没有人会打抱不平。她是妮妙最信任的朋友，造出那些谣言才活该站在厕所里被冲水。

那时的我没有对父亲做半个字的解释。

小学一次值日，前一节课的老师拖堂，下一节课的预备铃声已响而黑板只擦了半边，我就找来拖把举着擦黑板。来上课的老师看见后叫我放下拖把，在讲台边立正站好，说要给我单独开一场批斗会。我不懂批斗会的意思，回了家问姥爷，姥爷沉了沉说：“批斗会就是只让别人骂你，而不许你做半个字解释，除了认罪认罚。”姥爷教我，不言声是让一切最快过去的办法。

回到家，军姿跨立面壁半宿之后，有近半个学期我拒绝与父亲交流，和他说话也很少带称呼。

那年刚放暑假的第二天，父亲翻出我的身份证扔到饭桌上，让我暂停补课，先去堂姐打工的饭馆应聘短期工。那时堂姐辞了老家的工作来投奔我们，父亲安排她在离大院不远的饭馆打工。因为我看起来十分非暴力不合作的白痴态度，父亲坚持让我吃住都在饭馆，打工期间任何时候都不许回家。

那时父亲已是团职干部，姥爷岁数也大了，开始以姑爷为荣。母亲对话语权的掌握明显不如从前，只好由着父亲安排对我的道德突击教育。

本来心存侥幸，希望饭店经理看我刚满十六岁就打发我走。但经理瞄了一眼我的证件就揣进兜里叫我去领工装，说身份证先押在他这，离职时再还给我。堂姐假装不认识我，在经理和我说话时跑过来擦桌子，经理就朝她招招手，叫她以后带着我。

起初几天我过得憋屈。穿惯了旅游鞋，现在要穿假皮革的高跟鞋，站久了、走多了老起水泡。每天三顿饭清汤寡水，不是白菜就是冬瓜，看客人满嘴油就冒火。每人还有酒水任务，一个礼拜得上交五十个啤酒瓶盖子才能拿另一部分绩效工资。好在白酒不硬性规定，谁销出去一瓶就有提成。起初嫌弃客人剩下的饭菜，等饿了几天，包厢客人一走，不用堂姐叫我就推着收餐盘的车子往里冲。进去把椅子上的罩布一掀，跳到椅子上蹲着，用手拿起来就吃。堂姐教我为客人点单时怂恿他们多点主食，那些年流行点一桌剩半桌的吃请派头，主食吃不完剩下就是我们的了。包厢饭菜油水大，我和堂姐的身材都跟叫气吹起来一样，腮帮子也撑开了。

我和堂姐跟另外两个女孩住一屋，两张高低铺。其中一个女孩老出去找男朋友，一般就我们仨。除我和堂姐之外的女孩叫阿乖，广西女仔，对我和堂姐有一股神经兮兮的义气。

二姥姥生的敏敏姨妈从美国回来探亲时，姥爷带着家里人来饭馆捧我的场。堂姐特意安排我去招待。姥爷没从家里带酒，而叫经理过来开了一瓶五粮液。我倒酒时，父亲不停拿手指头在桌上敲，搞得我手抖和尿急。和父亲要好的姨父没有和姨妈一同回来，父亲小有失落。敏敏姨妈说，姨父带了几个学气功的洋徒弟，最近正陪徒弟们参加表演赛，一时走不开。

敏敏姨妈带了一台小电脑要送给我，往外掏了好几次都被父亲挡回去。父亲说这顿饭是来验收我的良心改造工程，大家要严格按照客人的做派和流程。为此他刻意差遣我，一会儿茶水不够烫，一会儿骨碟该换了。我跑前跑后，直想把垃圾筐套他头上。

堂姐过来帮着添茶水时，向姥爷和敏敏姨妈打招呼。敏敏姨妈随即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一瓶香水塞给堂姐。堂姐红着脸望向父亲，父亲叫她揣好礼物，去别的桌忙，不用再过来。过会儿父亲端起酒杯，先碰了碰母亲面前的酒杯，之后给敏敏姨妈斟上半杯酒，俩人举杯，各自饮下。

吃过饭，大厅的客人快走空了。姥爷扔掉牙签打了几个哈欠，表示吃得满意该回家午休了。父亲意犹未尽，执意要我再展示隐藏的劳动技能。我只好推来亮晶晶的不锈钢餐具车，将清空的盆碗盘子一股脑收上去，再把盛了水的洗涤盆从车上搬下来。起初大家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当看我在满是洗洁精泡沫的洗涤盆里掏出餐盘，在另一个清水盆里涮涮就拿出来用餐布擦干摆上桌时，所有人都不吭气了。

二姥姥问我，他们刚才用的餐具是不是我洗的。我一面涮一面点头。我还没有说，每天早晨开包厢进去铺桌布，都碰上老鼠在餐桌跟前蹿上跑下。老鼠在餐盘上踩出来的脚印子，被我们拿餐布擦掉了。

那餐饭后，只要在外边吃饭，不论小馆还是酒店，父亲都要求服务员先上一壶开水，他要亲自把餐具燙一遍才肯用。遇上有服务员垮下脸来，父亲就会对人家讲，我女儿当过服务员，你们刷的那盘子还不如牵条狗过来舔一遍。

在饭馆干到快二十天时，我接了一桌包厢客人。上一桌客人留下的瓶盖子还在我的裙兜里叮叮作响。我想一会儿可以撺掇他们多点两件啤酒，新得的瓶盖子匀给堂姐和阿乖，让她们在其他服务员跟前牛气一点。

客人的确点了不少，还要了四瓶茅台。一下赚到几百块提成的虚荣陶醉了我，包厢门窗紧闭，散不出去的烟酒气又搞得人昏昏沉沉。记不清是第几轮倒酒，伸出去的胳膊突然被人拽住。再清醒时，我抱着酒瓶子坐在一个人腿上。我赶快跳起来，放下酒瓶想往外走。

这时有人起身挡住，拿起一个斟满的酒杯递给我，命令陪他喝个交杯。我头脸发烫，右手未经大脑反应就已将酒泼在他脸上。几乎同时，一记耳光抽了过来。我没感到多疼，只觉得鼻腔灌进一股凉风，面颊发麻发涨，什么也听不到了。模模糊糊看见包厢门离着不远，但肯定是走不过去了。我抄起一个酒瓶朝那扇门扔过去，酒瓶砸中了包在门板上的海绵。

阿乖跑进来时，堂姐已扶着我往外走。包厢门口，堂姐将我向外一推，就转身进去闭上了门。我贴着走廊一侧的墙角蹲下来，看经理在前厅指挥上菜。这时门被推开，那个被泼了酒的男人歪歪斜斜地走到前厅开始喊叫。

转过头，从打开了又慢慢合拢的门缝往里看。堂姐母狗似地趴跪在地毯上，阿乖背对着门，双手撑在堂姐背上拿大顶。工装上衣倒滑下去，遮住阿乖的脑袋，留出一道内衣扣带。堂姐那被我拧过，擀面棍似的胳膊，这会儿撑在地上，又白又鼓。

经理朝我走过来。我起身时吐了一口黏涎，眼睛不花，耳朵也能听见了。经理让我倒三杯酒来向大哥道歉。我说我不干了。经理说好啊，那工资一分没有，倒赔一千块钱作为大哥的精神损失费，不然别想要回身份证。我没吭声，也忘了脱下工装，就径直走出饭馆。

从饭馆出来，我钻到大院和饭馆之间那座立交桥下的花坛草丛里睡了一觉。醒来时，当服务员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傍晚，宿舍里。阿乖蜷在床上，床边摆着吐了不少脏东西的脸盆。堂姐穿着背心短裤，站在床前吹手持的小电风扇。

堂姐从阿乖兜里摸出我的身份证，用手背擦了擦才交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