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面那个小女娃太淘了，简直就是个花木兰！”早些年，每次去看望父母，坐下来母亲都会瞟一眼斜对面那家的窗戶，无奈中带着点嘲讽说出这句话。我脸上笑着，心里对母亲的状况充满担忧——她已经无数次说过这句连标点符号和语气都分毫不差的话了。父亲这时候总会用带着责备的目光看她一眼，但这从来不会使她明白过来，反而会狐疑和不满地盯父亲一眼，父亲就怯怯地低下头去。我也从来没有提醒过母亲——父亲曾悄悄地告诉过我，他怀疑母亲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叫我们凡事都不要跟她计较。
在这个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气象不再繁荣而规模依旧庞大的老单位大院里，老人和孩子都很多，十几年前的教育竞争也还没有现在这么激烈，高高低低的男孩女孩们到处乱跑，而母亲最喜欢盯着和发议论的就是那个小姑娘，再早个两三年，她还有一句常挂在嘴上的不满意那小姑娘的话：“她明年就该上小学了，裙子里还是不穿裤衩，有时候光顾着玩，就把个屁股都露出来了，也不知道害臊！”说这话的时候，母亲会下意识地半握着右手捂一下嘴角，脸上闪过一抹代替那小姑娘羞涩的笑容，接着她会眼神严厉地开始指责她的父母：“没见过她爸妈那样的，只管生不管带，两口子各忙各的，一早走了很晚才回来，估计回来娃娃都睡了，娃长这么大还不知道见过她爸妈几面！都是她姥姥给做饭。她那个姥姥比我还老，农村来的不讲究，我让她给娃娃买个裤衩，她就说他们那里娃娃家上小学前都是光着腚的！”有时候母亲会从窗户里指着楼下一个带着院里的小孩子们疯跑的小姑娘，告诉我：“那就是她！”但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因为她总是在飞跑，让你无法看清她的真面目。我第一次看清楚她的面貌，她已经是小学二年级，被我母亲叫作“花木兰”了。
那天我正和父母在客厅吃午饭，门被“啪啪”地拍响了，母亲马上说：“这么敲门的，一定是那个花木兰，不信你们等着看！”我刚要起身去开门，父亲已经笑眯眯地站起来走过去了，我就把脖子一直扭着看门口。父亲刚把门打开一道缝，一条细长的黑影就蹿了进来，一个长胳膊长腿长得很好看的小姑娘几步跨过狭窄的客厅，扭过脸来，散乱的头发被汗水沾在宽额头上，气喘吁吁地宣布：“我爸回来了，他又把钥匙落在办公室了，可是我姥姥出去买菜的时候也把钥匙忘在家里了。爷爷奶奶你们好，我还得跳窗户过去到我们家拿钥匙啊！”话音未落已经跳上了窗台，同时拉开纱窗翻了出去。等我喊着“小心小心”冲过去要拉她的时候，她早就踩着外墙上那道曲尺形的又窄又薄的水泥平台，熟练地跳过脚下乱放的各种杂物，爬上了他们家的窗户，半个身子已经进去，却把一只穿得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的破旧的运动鞋在窗台上磕掉了。我担心地望着那只可怜的鞋子翻滚着掉到停在楼下的车顶上，再抬眼看时，那个窗口已经空荡荡的了。母亲不以为意地笑着安慰我：“快回来吃饭吧，用不着操心，她隔不了几天就来跳一回窗户，路都走惯了！”我回到饭桌边，父亲已经笑眯眯地拿起筷子夹菜了，母亲看他一眼，哼一声说：“你爸真可怜那孩子，你买给我们的酸奶，有一半儿都让他偷偷地塞给花木兰了！”父亲辩解说：“娃恓惶，没人管……”母亲就抢白他：“恓惶啥？又不是没爸没妈！”父亲就不说话了，良久，母亲主动打破沉默，低低地说：“别以为就你心肠好，我有时候也给她不少好吃的……”
我问父母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他们讨论了半天不能确定，我只好默认她就叫花木兰了。以后我们再谈起那小姑娘来，干脆就用代号“花木兰”了。
为了有效地利用好建筑面积，又不影响采光，这座板式老家属楼设计成了转角楼，很像一把巨大的曲尺，我父母的房子和木兰家的房子正好在曲尺内侧直角的两个边上，我们家在长边，他们家在短边，被窗户底下一条大概四十多公分宽、预制板薄厚的水泥平台连接起来。当初设计这个平台的时候应该是为了安放空调，或者是弥补室内面积狭小的缺点，方便住户们把蔬菜放在外面——那个年代的老式住宅楼流行给窗外的水泥平台上放置一个钢筋焊成的长条铁框子，这样露天存放蔬菜瓜果不容易坏掉，我还记得自己刚上班的时候，也专门找人给父母焊过这么个铁框子，后来有了冰箱，就把它送人了。再后来出于安全考虑，小区物业就强制性地把各家窗外的这个物件都拆掉了，可是人们还是习惯性地把一些废弃的花盆、纸箱等旧物放在窗外。这个平台对于其他人家都成了“鸡肋”，而对木兰家却意义重大，因为她的父母经常忘记带家里钥匙回来，而她那个农村来的姥姥，日渐衰老，记性越来越差了，经常丢三落四，木兰到我父母家来跳窗户就成了家常便饭。
二
多年来，我尽量每个周末过来陪父母吃一顿饭，一半是惦记着他们的健康，定期过来坐坐放心，一半是由我的胃决定的——小时候养成的口味一生都改变不了，太长时间不吃一碗母亲做的面条就会觉得空落落的，我曾多次旁敲侧击、潜移默化地劝导我爱人和妹妹学一学母亲做浇卤的方法，就是长远考虑到将来母亲不在了，我还能吃到她做出来的口味。当然这想法不能开诚布公地说出来，会惹得她们抹眼泪，我自己也会受不了。
母亲最爱对着我说话，不是聊天，是她一个人说，我听着，父亲陪着。通常是，母亲靠在被子垛上，把关节肿胀的两条腿伸直，不断探身双手来回按摩着说话，父亲坐在旁边一把小椅子上低着头，脸上挂着似有似无的笑容，我则歪在旧沙发上目光炯炯地盯着母亲，陶醉地倾听着——母亲有一种能把叙述过多次的人物和故事依然讲得很有吸引力的天赋，她能把很平常的家长里短、陈年旧事发掘出新意来，毫不费力地牢牢拴住她仅有的两个最忠实的听众。
一个双休日的午饭后，父亲去洗锅刷碗了，我打算再坐坐就离开去跟朋友喝茶，母亲眼神闪烁地看看我，用低沉而温柔的语调问道：“你知道小木兰为什么能跑那么快吗？她从来不会走路，总是像风一样跑得人眼晕。”
“为什么呢？”我在沙发上靠踏实了，望着母亲的眼睛。
“我没给你说过？”母亲笑着看看我。
“没有啊。”是真的没有，母亲一般只讲“其然”，而不讲“其所以然”，这是第一次，我感到母亲开始向哲学的层面探索了。然而并没有，母亲的学识不足以支撑她对人的性格做深层次的解析，她说出来的是另一个领域的论断。
母亲说：“你还记得木兰她爸结婚前养过一条黑色的大狗吗？立起来比人还高。”
“记得，那条狗黑亮黑亮的，身上的毛油光水滑，看著让人害怕，其实很绵善温顺，它还认得我呢。”我好像才醒悟过来，眨眨眼问，“哎，对啊，那条狗呢？好多年没见过它了！”
“狗早就死了！”母亲一甩手说，“死了八九年了吧。”
“有这么长时间吗？我记得他们两口子还一块儿遛过狗啊。”我不能确定，看了看窗台上母亲养的那两盆葳蕤的绿萝，大概光照好、母亲又常浇水的缘故，长得黑绿黑绿密密匝匝的。我书架上的绿萝早就纷披着拖到了地板上，而母亲总是把她的两盆绿萝垂下来的藤蔓剪掉，所以它们就长成了两个奇怪的花篮的样子。
“嗯，他们结婚的时候狗才五六岁，当然活着，那么大的狗差不多能活十几二十年哩。”
“那怎么就死了呢？”我已经忘记了母亲最初设定的话题，跟上她的思路走了。
“就是她妈怀上木兰——你看你一天‘木兰木兰’地叫，我更想不起来她叫啥名了——她妈怀上木兰，快要生产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和几个老太太在单元门口说闲话，看到她爸搀着她妈从楼里出来了，他们正往车跟前走，我们就问：‘媳妇快生了吧？’她爸说：‘预产期就这几天了，带她去住院算了，——她妈还得两天才能来伺候她，我忙得顾不上她。’这时候那条黑狗从门里跑出来，用鼻子不停地蹭着他们的腿，他媳妇就数落起来：‘哎呀你怎么还把它带上，医院能让狗进去吗？！’木兰爸就踢了狗一脚说：‘忘了反锁门了，这货自己能开门，滚回去！’他媳妇手撑着后腰埋怨：‘家里都是狗毛，孩子将来回家过敏了可怎么办？家里那么小，养这么大的狗，万一咬了孩子怎么办？也不卫生啊！’她爸皱起了眉头，又呵斥了狗一句，狗还是不走，他就把媳妇先扶进车里去，也没关车门，蹲下身子抱着狗脖子说：‘是这么个实际问题，可是养了这么多年了，把你送了人还是挺舍不得，我该拿你怎么办呢？’他站起来，拎着狗脖子上的项圈把它拖回了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