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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山在哪儿？青埂峰在哪儿？无稽崖在哪儿？崖下那一块补天所遗之石有多大？多么高多么宽的一块石排得下七十万、八十万、一百万字？
——皆为愚蠢的问题。不会有人真的相信《红楼梦》是创生于一块石头。石头里能蹦出猴子，石头上不长小说。但曹雪芹不管你信不信，《圣经》记创世，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神的自我显现自言自语，至于这话是谁听见是谁记下，你问神去。无中生有、横空出世，曹雪芹循環虚设的天才直追《圣经》。在《红楼梦》的世界里，石上这部书并非出自外在的作者之手，石头就是本源是主体，《石头记》是石头之“我”的自记、自写、自成一世界。
现代小说的根基正在于这种“我”的僭越，假冒为神，以“我”的光照亮“我”的世界。指着自己讲“我”的故事，在如今小说里不过是家常日用，但回到18世纪，在中国小说中，这是前无古人。
那一日，雪芹忽然想起，这一部书原来是一块大石一枚宝玉自述身世，他猝然发明了、打开了一个“我”，当其时也，昆山玉碎凤凰叫，石破天惊逗秋雨，雪芹决然而飞，抟扶摇而上九万里，按下云头，四顾茫茫，忽见那边走来一人，矮而瘦，上唇的胡子成隶书的“一”字，原来这是1918年，此人乃是鲁迅。
鲁迅先生正在北京城里S会馆寂寞钞碑——石头上有字，有人钞石头上的字。忽有金心异来访，说：“你钞了这个有什么用？”
“没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呐喊·自序》）
鲁迅想了想，翻出旧友日记二册，“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遂“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这就是《狂人日记》，正是：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后有《狂人日记》，前有《石头记》，当胡适等人认定《红楼梦》是“自叙传”时，这绝非寻常判断，而是于文学史中牵一条草蛇灰线，蜿蜒千里。
看官想必记得，1927年胡适得了甲戌本，喜不自禁给钱玄同写信报喜，而钱玄同正是那位金心异。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林琴南先生别调独谈，捍卫道统，发一篇小说题为《荆生》，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把《新青年》各位编者暴打一通。胡适、陈独秀当然跑不了，另外一个挨打的名叫金心异，那便是钱玄同。此人去找鲁迅，也是为了给《新青年》约稿，文学革命，同去同去。那一年玄同先生三十一岁，正立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手把旌旗岂不湿，时有吓人一大跳的激进高论，比如要废除汉字代之以罗马字母，比如“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这位“新青年”，贾宝玉附了体，认为四十以上，不论男女，皆不免油腻，实是世间污浊的根源。“四十萧然太瘦生”，四十岁时，曹雪芹都死了，你不枪毙还等什么。贾宝玉没有枪毙人的豪情，只在大观园里守着一个反成长的青春乌托邦，而钱玄同和他的伙伴们要改造世界，要创造一往无前、不断更新的青春中国——贾宝玉注定悲剧，钱玄同他们非常成功。这件事唯一不太完美的是，玄同先生自己在四十岁时并未被毙或者自毙，食言而肥发了福，设摆筵席庆寿诞，远在上海的鲁迅闻听，哂然一笑，作诗嘲之：“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教授杂咏》）
鲁迅先生眼毒、记性又好，惯会提不合时宜令人扫兴的问题，比如娜拉出走以后怎样？比如钱先生四十以后如何？……依此类推，其实还有一个鲁迅式的问题，就是贾宝玉长大以后怎样？贾宝玉四十、五十以后怎样？——这个问题鲁迅没顾上提，我的朋友李应物好像不知在哪儿阴阴的有此一问。
其实，不待应物兄有此一问，曹雪芹早为此深自苦恼。《石头记》早期抄本中，第三回凤姐初见黛玉，“问妹妹几岁了。黛玉答道‘十三岁了。’”宝玉比黛玉大一岁，应是十四岁。好吧，十三十四，一见倾心，肯定是早了些，只要不耽误学业也就罢了。问题是，按这个年龄写下去，越写越不对了，反复披阅增删，架构不断调整，规模不断扩展，写着写着小说内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八年，贾宝玉都二十多了，还在大观园里混着。乾隆盛世，平均寿命都等不到枪毙，顶多也就三十几岁，二十多岁的人早该娶妻生子赶考中进士，怎么好仍守在园子里和姐姐妹妹厮混，就算他是个幸运的呆子，姐姐妹妹们也不能就这么陪着。没奈何，贾宝玉的年龄不得不掉过头去往下减，初见黛玉时从十四岁减到七八岁，这样，写到八十回应该是十七八岁。
一个作家，写一部长篇，其过程好比崇祯当皇帝，按下葫芦起了瓢，东边平了西边反。作家要建构一个世界，把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调和在一个严密的结构里，少数人干得好，严丝合缝，海晏河清，比如福楼拜，他把《包法利夫人》治理得如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还有另一种极少数，他是秦皇汉武，本领太强，规模太大，野心如万里长风，成就一番伟业为万世法，但也终不免种种顾此失彼、种种补救不及。如此这般的小说家，史上不多，曹雪芹肯定算一个。而且他和别人不同，他的前边基本上没有经验可借鉴，全靠他天纵之才，是汪洋恣肆，也是在黑暗中摸索，所以他的《石头记》注定写得难写得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那是取其整数，其实何止十何止五。革命，再革命，再革自己的命，撒手而去时，革命尚未完成。
而眼下一个小小的年龄问题，真要下手，却原来也是抽换一块砖、塌了一座桥。雪芹的命意是“木石前盟”，神瑛侍者、绛珠仙子，必是不讲道理、一见倾心，必是“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今日只作远别重逢，未为不可”，这是两个饱满具足的生命的重逢。现在，不得不变成七八岁的孩子，若等着两个鼻涕虫慢慢长大、情窦初开，木石前盟又如何成立？
真正的困难在于，雪芹其实是18世纪中国的一个现代人。即以年龄问题而论，青春一词古已有之，“青春作伴好还乡”，但此处的青春仅仅是生命的自然节律。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人是越老越值钱，离真理越近。但是，在现代逻辑中，此事根本逆转，青春被赋予了绝对的价值，它不再自愧于经验，它体现着几乎所有根本的现代价值：活力、更新、进步、未来和对传统的弃绝。“五四”孕育于《新青年》绝非偶然，而贾宝玉那不妥协的青春乌托邦，上承晚明李贽“童心”之风，下开现代之先河。旧时文学中，固然不乏才子佳人，谈情说爱，但是，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明确和彻底地把青春作为对抗性价值。
先锋青年曹雪芹，他开启了20世纪文化政治的一个重要方向，直到此时，我们仍在他的延长线上。作为深思熟虑的小说家，他当然力图为他的乌托邦壮举在18世纪暮气沉沉的社会条件下建构起现实合理性，但同时，他必是直觉地意识到某种巨大的革命能量，他不能退却，不能放弃他所痴迷的构想：这将是一个有着自觉意识的主体作出的选择和对抗，他不能把贾宝玉合理化为一个天真未凿的孩子，给他时间让他慢慢成长，雪芹在根本上反成长，他完全不信與他同时代的卢梭那一套，他知道，所谓合理的成长几乎无法推导出我们后来熟知的这个宝玉。怎么办呢？左右为难之间，他只好如现在这般“烟云模糊”，七八岁含糊过去，然后，按下加速键，初试云雨情，已经十二三了。
而20世纪初的玄同君生当天地翻覆，按了加速键的不是小说家，而是整个时代。此人才分二流，运气一流，他在他的时代狂飙突进，虽说难免翻车，但总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不朽的节点。比如他正好见证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两个重要的现代事件：鲁迅把一个封禁于无声中的“我”打开、放出，现代的、启蒙的逻辑由此获得了一个阿基米德式的支点；然后，胡适等人发现和认定，那个“我”已在大荒山无稽崖下那块废弃的石头中孕育和显影。两件事，皆为大事，胡适先生苦口婆心，反复呼吁海内文豪，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但没有主义，何来问题，此时大喜之下，也是作法不自毙，忍不住就“主义”起来，手忙脚乱中奉送《红楼梦》一顶大帽子，正是彼时日本转口原产法国的时髦货，合适不合适先扣上，就叫做“自然主义”。
从胡适到玄同，是弄潮儿，却也是老实人，老实人的标准配备就是一根筋、一条线，整理国故，就是要把国故分拣一番，看能不能挂在西方文学（别号世界文学）的那条线上，流水线很忙，合适不合适来不及想，至于在中国，是否存在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那根本没想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就不是现代性。于是，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是：
《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这个说法显然不合“自然主义”的本义，胡适的自然主义其实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写实主义——还没到现实主义。读古今第一不老实书，最后得出“老老实实”四字，此人可真是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