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历史观

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字（段）

以中国为中心

人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历史就是我们脚下不断延伸的道路，我们置身其中，这就是我们的天命。正如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我们的大脑可以接受外来的思想，但我们的身体却难以割舍既定的语言和历史。

当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当下的中国的“事”，求中国之“理”，就不可能离开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否则无法进入当下的现实逻辑。毛泽东当年寻找中国革命道路时就认识到，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研究中国革命实际，是不能割断历史的，不但要懂得希腊，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因此，他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主体立场，强调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

当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当下的中国的“事”，求中国之“理”，就不可能离开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否则无法进入当下的现实逻辑。

1942年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挑明了历史研究的中国中心观，提出了“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批评党八股现象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他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就要以中国为中心，要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身份定位——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主体性。以中国为中心，就必须以历史的中国为中心。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以中国为中心来发展中国，就要研究并尊重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与革命的动力，而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与立场所要求的。

毛泽东在1937年撰写《矛盾论》时就已经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探讨了历史与革命的内部动力。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因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内部的历史动力观给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

1938年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历史有自己的发展法则与民族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按照这种内在法则与特点实事求是地去运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主张以中央决定的方式强调了革命动力来自民族内部，明确指出：“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的内部发展而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批驳了哈奇逊解释中国革命的西方思想影响论。哈奇逊说，中国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与文明，历经三千多年发展，即使被外来武力征服，中国文化也总是能驯服与融化侵入者，因此中国人自然视自己为世界中心与文明最高表现;但是西方人却带来了过去的侵入者未有的高度文化与新思想，西方文化不但没有被中国所融化，反而激起了中国革命。毛泽东认为，哈奇逊的解释是似是而非的历史唯心论，因为根本不是西方思想的输入引发了革命，而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连续一百多年的反抗;事实上西方的思想并不能成为这种反抗的有效武器，恰恰相反，以西方思想为武器的革命都破产了。毛泽东说，只有当中国人被俄国革命所唤醒，学得了要革帝国主义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才改变了方向，但这也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否则也不起作用。毛泽东认为，中国人自从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而中国革命的成功则已经复兴并正在复兴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毛泽东这种内部的历史动力观与文化创造力的自信，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对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认为，中国人自从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而中国革命的成功则已经复兴并正在复兴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长期以来，国内外的近现代史研究流行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刺激-反应”模式，似乎中国道路完全是被动适应西方，缺乏历史主体性与内部的现代化动力。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还被国内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教条与自由主义教条所加强，他们往往机械地套用西方文明内部的学术框架来解释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对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与内在道理尊重不够。不过，1984年，美国汉学家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中心观”在美国开始兴起。柯文强调要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历史，反对过度依赖西方的词汇、概念与叙事模式来解读中国道路。当然，近年美国加州学派的兴起，也从比较经济史维度打破了程式化的现代化解释模式。

今天，当我们以文明比较视野重新审视百年大党发展壮大的历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逻辑，越发觉得中国道路有其文明根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那里，哪些是有效的普遍原理，哪些是有文明局限的“欧洲形式”。后者当中，部分是马克思本人已经清楚意识到的，部分还有待深入辨析;而前者之所以能够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相结合，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出“东方道路”，是因为它不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且也與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相贯通。

历史通变观与总体性革命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取代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在与基于原子个体或价值无涉的自由主义理论的竞争中胜出，是因为它把人理解为创造历史的主体，给人以历史动力与意义的解释，再现了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历史叙事，给以道自任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一个历史的方向盘。唯物史观是基于人的主体实践的启蒙史观，揭开了宗教真理的神秘面纱，也不再视理性真理为超越历史之上的“形而上学”，而是只有在历史之中才能理解的，是人在自由自觉的实践中开辟出来的道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语言与叙事方式尽管带有许多西方文明的烙印与局限，但其基本立场与中国的人文史观却是相贯通的，如果加以中国化，可以成为我们重构中华文明史观的方法论。

历史唯物主义语言与叙事方式尽管带有许多西方文明的烙印与局限，但其基本立场与中国的人文史观却是相贯通的，如果加以中国化，可以成为我们重构中华文明史观的方法论。

中华文明与基于以色列传统形成的宗教谱系一样，都十分重视经史的建构与传承。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研究了若干早期高级文化中经典与历史在形成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没有这种经史的建构，一种政治文明就谈不上任何文化领导权，终究难以延续。不过，中华文明的主要精神不是宗教型的，而是道德型的，因而相比古代的埃及、希腊、以色列传统，中国的历史具有早熟的人文精神，而非神话或神启的历史。这当然是西周文明到春秋时代人文精神大觉醒的文化后果。

我们在孔子那里已经看到这种人文启蒙方向，强调“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国文化之道，注重百姓人伦日用，不同于古希腊的理论静观和宗教的超验冥想，是不尚玄远而重经世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