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华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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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千年里，中国经历了两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佛教的传入，另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有限，但中华文化花了一千多年才完成对佛教的吸收：具有高度中国特征的禅宗成为中国的主流佛教宗派，而理学通过吸收佛教个人觉悟的修行方法改造了传统儒家学说。与之相比，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覆盖技术、生产组织、政治制度、文化和哲学等方面。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这个冲击之中。这个冲击如此猛烈和深入人心，以至于直到今天，西方文明是“历史的终结”这样的想法，仍是许多中国人的“常识”。然而，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把中华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像历史上对待佛教那样，吸收西方文化中的部分价值，把它们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清廷上下这才开始觉醒，洋务运动应运而生。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惨败让有识之士意识到，仅仅“师夷长技”不能救中国，制度变革是必由之路。但之后的变革没有挽救清政府，新生的共和政府也无力维持一个长治久安的共和政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的宗旨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构想，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建立无阶级差别的新社会。外敌入侵迫使党与各界合作，首先完成救亡的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始对中国社会实施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放弃苏式社会主义教条，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总目标。在哲学层面，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传统，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层面，采取中庸和渐进的改革策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混合经济的转型;在政治层面，延续中国传统的贤能主义，建立干部队伍的选拔体制，选贤任能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显著标志之一。

总结党在百年里的成功经验，创建新的理论，以期在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之时形成新的中华文明的理论雏形，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是将西方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的现实和传统相结合。摆在当代中国学者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一过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创造新的中华文明。如同消化佛教冲击一样，中华文明能否成功消化西方文化冲击的标志是：如果不刻意深究，中国人已经不再注意到西方文化的存在。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从今天做起，非常有必要。2021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也是中国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进的第一年。总结党在百年里的成功经验，创建新的理论，以期在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之时形成新的中华文明的理论雏形，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次文化冲击下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远超佛教。佛教的母国印度并不比中国拥有更先进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无论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层面，还是在思想层面，对中华文明都有压倒性优势。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时，尽管中国的经济体量排世界第一，人均收入也不比西方低多少，但那是农业文明支撑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仍然停留在古代社会层面。当时，西方已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生产力实现了指数级飞跃。面对西方的强势冲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在动荡的年代里，中国社会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但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等均无法承担起在中国建设现代国家和推动现代化的任务。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北京大学为主阵地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认真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于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自我定位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一大给党确定的任务是消灭阶级，在此之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党联合第三国际，党的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党的一大虽然提出了改造中国的任务，并为这个任务确定了标准和时限，即“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但并未触及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之后中国该走向何方。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实践党的一大确立的纲领，[2]在全国发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会改造运动。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工业生产的私有制;妇女解放运动让广大妇女走出家门，提升了她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识字运动和教育普及大大提高了国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了社会纵向流动性;爱国卫生运动遏制了困扰民众的传染性疾病，低成本、广覆盖的医疗卫生制度提高了民众的健康水平，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今天，多数国人对这些成就没有感觉，把它们视为理所应当之事，但横向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能够和中国做得一样好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寥寥无几。

以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极其相似的印度为例。两国的人口数量相当，都是人口大国;两国都有悠久和璀璨的文明;晚近的历史也极为相似，新中国1949年成立，印度1947年独立;在立国之后的几十年里，两国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然而，到1978年时，两国的成就却有着天壤之别。印度此时仍是一个穷国，中国虽然更穷，但在其他方面远超印度——成人识字率比印度高25%，人均期望寿命比印度高12岁，婴儿死亡率比印度低50%。中国唯一比印度做得差的是高等学校入学率，中国的高校学生数量要到2002年才超过印度。但这一方面是“文革”的后遗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教育发展策略的不同：中国重视为广大民众提供基础教育，印度更重视精英教育。尽管两个国家都积极推动工业化，但中国的成绩远高于印度：在制造业占GDP的比例方面，中国比印度高23%;在制造业就业比例方面，中国比印度高4.3%。[3]这些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强，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的积累，这个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扩大人际交往范围、扩大政治参与，因此为工业化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革命，中國的现代化进程会更为艰难。

如何评价20世纪的中国革命？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首先需要肯定的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阶段。有些保守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在清末错过了君主立宪的机会，是造成中国社会百年动荡的原因。这种观点，如果不是认识上的错误，也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历史浪漫主义遐想。事实上，自乾隆之后，清朝皇帝的个体生命就一代不如一代。但两千多年的帝制、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不会轻易让位给一个共和国，革命不可避免。这是欧亚大陆国家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常见的现象。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差别是工业化、社会结构扁平化、政治开放、超越血缘和地缘的人际与社会关系以及思想层面的理性化。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扩大人际交往范围、扩大政治参与，因此为工业化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更为艰难。相较之下，那些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如印度次大陆上的国家），要花费更长时间去消解古代社会的制度遗留，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也缓慢得多。

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机会。党本身就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推行的社会改造，也是实践西方文化中的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就引进西方思想并付诸实施而言，近代中国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与中国共产党相媲美。但这不是完全西化，而是对西方文明的有选择的吸收。当然，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社会改造中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错误的后遗症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在革命时期，这种否定是必要的，因为旧制度是依托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但是，进入建设时期之后，党更需要的是长治久安的理论以及促进经济建设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眼中，邓小平的最大功绩恐怕是引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这首先体现在对“阶级斗争”的重新定位上。1981年6月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真总结了党在前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1982年，党的十二大重新界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