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

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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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的理论创新却相对滞后，至今未能提出可以清晰地解释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理论体系。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在过去一百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缔造了新中国，持续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成就，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时间节点，也是全球性的百年变局发生时刻。然而，站在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的理论创新却相对滞后，至今未能提出可以清晰地解释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理论体系。身处全球百年变局之际，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日趋复杂，已有的理论越来越无法回应今日中国的真实困惑和真实需求。发展阶段的转变，呼唤着理论研究的更新和转型。为此，2021年3月，《文化纵横》杂志社邀请各领域著名学者围绕“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展开研讨，尝试推进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明确中国思想界在新发展阶段的任务和使命。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在整体上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进。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凭借自身的工业积累、自然资源和庞大人口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当代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在这种语境下，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挖掘和发扬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再是一个自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同时对人类未来的发展走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指出，继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的竞争后，随着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今天又一次出现了国家间、区域间的对立，但这两次竞争或对立的关系和性质仍有待澄清。在基本社会经济制度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共同点甚至多于不同点，但双方在另一些方面确实存在大量差异。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复杂且矛盾的局面，人们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与西方国家非常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共产党执政外，中国与西方的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角色和作用存在巨大差异，国家的重要性在中国是毋庸置疑的。另一种看法却认为，当代中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国家的重要性并非社会主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并且，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视角来看，国家也并不是一个非资本主义要素。因此，如何解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体制同异，在理论上仍是一个难题。

中国与西方的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角色和作用存在巨大差异，国家的重要性在中国是毋庸置疑的。

在认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提下，对于如何识别和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特征和要素，不同学者也有不同观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一些学者将这一特征的渊源指向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然而，这种文明论的说法强调了“中国特色”，但未能说清楚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要素入手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的特征，例如土地公有制、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大学科研机构在国家体制中的位置和特点。但是，这些观点依然只触及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局部，并不能充分论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性质。强调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区分逻辑，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但中国实践提供的区别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市场经济，究竟是否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仍不是一个完全清晰的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实践中还存在另一些不太被人重视的社会主义要素，它们与社会主义传统、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中国的社会诉求和国家回应中体现的社会主义历史及其价值，虽然在今天它并未形成固定的机制。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国企改革过程中，工人尤其是下岗工人提出的很多诉求是基于过去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想象，因此带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当代中国的劳资矛盾经常转化为劳方和国家之间的矛盾，看似是负面影响，实际上可能意味着在中国，国家有义务重新梳理社会关系，这种回应的方式也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与此相關，中国的大众文化领域经常激发起历史的和现代的社会主义情感，而在精英文化中很少能够激发起这样的情感，如何重新吸纳这些历史记忆，使之成为社会创新的机制？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中如何重新调动这些要素？如何避免用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透镜看中国历史，发展出一个区别于历史资本主义研究的历史论述？这些问题也值得关注。尽管中国实践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但是，今天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要素的意义在于，它对所有宣称历史终结、社会主义中断的论调提出了挑战。

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潘世伟也指出，中国从未放弃社会主义，但中国仍在不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且至今尚未出现一个非常理想的答案。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中国是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现代化的;第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嵌入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如人民当家做主、公平正义，因而这是一种更好的现代化;第三，今天的中国应当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回应当今世界的一些新议题，如生态问题、文明冲突。

从比较长的时段看待和谋划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新传统，可以称之为“长期主义”。

除了社会主义性质之外，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同样值得研究。首先，从比较长的时段看待和谋划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新传统，可以称之为“长期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都曾为中国发展做过长期主义的判断和安排。但是，中国的长期主义战略为什么会成功，这种成功需要哪些基础性条件和匹配条件，它对于资本主义这种短期主义安排是否有竞争性优势，它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是否有示范作用，这些问题同样亟待回答。其次，在新中国七十多年和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许多内生性的特征和问题。例如，中国一直在努力创造区别于欧美的现代化的新路径，这种创造的意愿和努力其实都具有内生性的特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超级政党，它的治理能力和发展进化，也是一个内生性的现象，任何西方政党理论都很难解释它。这一切理论空白都意味着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需要做出卓绝的努力。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枝看来，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关乎着未来中国是要成为新的资本中心，还是要追求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