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人工智能

平台经济

算法系统

由于机器学习的引入，外在的、稳定的法律体系将可能被“自我适应、自我迭代和自我完善”的互动调节取代。

上世纪中叶的一天，芝加哥大学某经济学教授跑到芝大法律系，告诉他们应该准备解散。有交易成本理论在手，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在理论上解释法律的缘起和功能，而且可以制定最有效的社会交往规范。法律无非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个工具而已，不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按今天的说法，法律只是一个低级算法。

当然，这是一个学术传说。但是传说也是一种理论形态：它把未来的可能走向以戏剧化的方式体现出来。

现在，余盛峰即将出版的《临界：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法变迁》一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理论传说的可能。计算机系的智能系统通知法律系和经济学系，他们两个系将在某个时点自动解散。经济和法律的基本问题，比如理性、选择、外部性，都可以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经济模型和法律规则都是编码而已;寻求编码的最优解，机器当然比人更优。几位搞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法律理论的教授侥幸地以为，自己的工作是对经济和法律的变化进行意义解释，不能被机器取代。殊不知，算法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可以直接预测结果，而不需要解释。人们是否“理解”无关要旨。寻求意义的努力本身没有意义。

《临界》这本书系统论证了人工智能可能给法律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书中的两点论述对我尤其重要。

第一，由于机器学习的引入，外在的、稳定的法律体系将可能被“自我适应、自我迭代和自我完善”的互动调节取代。传统法律用固定的文本来维持社会期望的稳定;机器学习“使用当前操作作为下一指令的基础，并基于实际状态而不是规范预期作为策略决断的依据”[1]。传统法律简化社会沟通的复杂性，以得出简明、 统一的规则，来指导纷繁复杂的实践;而智能机器的深度学习则依据当下的需要，从海量数据中生成专门的“小法律”，以实现自我反馈调控。这样，法律不仅仅借助国家暴力威慑让人“不敢违法”，基于算法对操作过程的控制，令人“不用违法”也“不能违法”。

第二，法律的重心可能不再是确定对利益的获得和占有，也不是传统民法的契约或侵权，新的重点可能是“流动的秩序”的问题，比如市场准入、投融资体系、服务行业规则、知识产权、产业标准与风险控制。其核心目标是保证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

当我读到这些前瞻的理论论述时，我像坐上了时间机器，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浙江村”。

浙江村是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农民在全国不同城市形成的聚居区，以中低档服装的生产和销售为主业。在北京丰台区木樨园形成的浙江村规模最大。我在1992～1998年期间对该社区进行了6年的实地调查。在1995年之前，浙江村人口急速扩张、经济高度活跃，但是基本上没有经济和法律纠纷。在日常经营中，合作者之间随时的互动有效制约了违约的可能动机和可能条件。人们似乎不需要违约，也没有机会违约。浙江村内的“无讼”，不能归因于对传统社会规范的“嵌入”、商人行事惯例的延续，或者非正式权威的存在。对浙江村人来说，服装加工和销售是全新的行业，很多问题是原有社会规范不能解决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浙江村这一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贫富分化加剧，各类纠纷增多，甚至出现暴力化倾向。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原来以双边同意为基础、自我调整的交易机制，被以大型市场为中心的交易秩序取代。这些市场类似于今天的“平台”。有型市场和网上平台都是交易场所;它们对大量交易进行即时撮合;它们不仅是中介，而且把中介过程集中化。

平台经济是人工智能在经济交易中最具体的体现;而人工智能使平台进行海量中介和撮合。这样我们就遇到一个吊诡的问题：一方面，今天的平台呈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浙江村格局，即大量个体之间自由交易;另一方面，平台又把中介过程空前集中化，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浙江村市场的升级版。如果浙江村的经验表明这二者不能相容，那么平台靠什么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

今天的平台呈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浙江村格局，即大量个体之间自由交易;又把中介过程空前集中化。平台靠什么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

临界中的思考：“画饼”和反观

我们提出看似幻想的理论，其实在探索一种思考方法：“在临界中思考”。

临界，是预期中的转型发生的前一刻。临界首先是一个预期。预期的具体内容很可能会被历史推翻，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主观上的临界感是虚无缥缈的。相反，临界感是21世纪初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客观实在。“画饼”，即关于未来的景象输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高科技为驱动力的所谓“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冷战之后，随着社会和政治革命退出舞台，“技术革命”不仅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革命，而且会比社会政治革命更真实。

我们感觉，经济社会的组织方式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变化的具体方式难以预测，但是转型的趋势无可抵挡。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去迎接它、适应它。这种临界状态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政府和私营部门形成共识，投资未来，把“饼”做大。因此，画饼也许不能充饥，但是很多企业却因此吃成了超级巨人。

这篇文章希望做的工作则是，用未来的饼去反观历史材料，以看到以往经验中的新的含义;反過来，用民族志材料看饼，看出未来想象中的可能破绽。

不管这些饼在长期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它在当下对我们的思考有方法论价值。在临界中的思考，也把我们推到学科边界进行思考。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工智能、传媒研究在临界中相遇。这篇文章希望做的工作则是，用未来的饼去反观历史材料，以看到以往经验中的新的含义;反过来，用民族志材料看饼，看出未来想象中的可能破绽。

我此刻在临界中的思考，可以用以下三个概念勾勒出来。

系：指人和人之间的多样关系，这些关系彼此勾连着。在浙江村研究中，“系”指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勾连。

体系：指有公权的“体制”，包括政府、市场、权力关系、财富分配关系等。经典意义上的法律——以成文的法典为主要形式、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职业化的法律人为执行者、以专门的机构（法院、律师事务所等）为依托、高度程序化形式化的社会规范——也是体系的一部分。体系接近于哈贝马斯定义的“系统”，它们通过抽象符号而非自然语言交流，因此排除了普通人用自然语言参与体系的改造。体系和系因此与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生活世界”相对。“系”则是生活世界的一个典型构型。

系统：“系统”的概念最早来自生物学对生命的定义。生命是自我循环、自我维持的流程，从而构成一个系统;非生命体不具有自我维持、自我生成的流程。社会科学中说的系统则指人造的，但是具有自生性的操作系统，比如货币系统。

“系统”强调操作、流程，“体系”强调制度、结构。系统对现代体系有特别的意义。一、体系依赖于高度复杂的人为操作系统。比如在市场、法律、行政制度的背后是具有高度专业技术性的操作流程。二、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系统的集中化，即把操作流程用制度化方式固定下来。比如，国家强行规定货币系统、贸易系统、交通物流系統等应该如何运作，同时努力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为一定的权力关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