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命”:主旋律影视剧“破圈”的文化逻辑
作者 毛尖
发表于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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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影视剧

革命历史剧

青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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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不宜窄化为“主题先行”

《文化纵横》:主旋律电视剧往往“主题先行”,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宣传特色,这种形式似乎可以追溯到苏联的主题剧或主题绘画。今天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做法或形式?什么是真正的主旋律和伪装的主旋律?

毛尖:让我先武断地声明一下,主旋律这种概念在今天意义不大。主旋律,既不是类型,也不是方法,只能说是指导思想。我每年都会看几十斤剧本,每个剧本的拍片方针都是“伟光正”的主旋律。如果发扬中国文化是国策的一部分,那么,有哪一部影视剧的目标不是如此?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影视剧更是一马当先的政治和文化缩微公园,哪部剧可以置身主旋律之外?

当然,我也可以历史性地回答你的问题。1994年1月29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启动了“弘扬主旋律”的部署。主旋律的包容度很大,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也包括“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包括“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以及“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提出“弘扬主旋律”的时间点,和1993年启动的中国电影行业改革有紧密关系。1993年电影改革因为各方面准备不足,一度造成电影行业的混乱。同时,1994年启动的“海外进口分账大片”又对中国电影产生了极大刺激,两相夹击下,中央高层直接介入电影创作。1995年底,政治局常委集体接见了电影界代表。1996年6月,江泽民前往八一电影制片厂视察,题词“创作电影精品 弘扬时代主旋律”。同年,江泽民、李鹏又为长春电影制片厂题词。高层如此紧锣密鼓敲打电影业,在共和国电影史上都算罕见。如此,一批“主旋律”电影应运而生,包括头文字“红”的《红樱桃》(1995)、《红色恋人》(1998)、《红河谷》(1999),以及革命题材的《长征》(1996)、《大转折》(1996)和英模题材的《孔繁森》(1996)、《离开雷锋的日子》(1996)等。

在中国,狭义的“主旋律影视剧”应该和这些年份很有关系,不过,我并不同意把主旋律和主题先行直接勾连。苏联的主题剧与主题绘画,我没研究,也没法判断把他们放在主题先行的脉络里是否恰当,但我从苏联文艺的政策和纲领判断,比如他们文化部长米哈伊洛夫就曾指出,苏联艺术工作者应该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热情战士,是一切跟我们背道而驰的、一切落后腐朽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苏维埃文艺或社会主义文艺,也并不适合窄化到主题先行里谈论。

本质上,所有的影视剧都可以在主旋律的概念里被理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非常关注银幕上的衣食住行。日本电影能在全球抗衡好莱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影视把日本生活仪式化了。

如果你觉得米哈伊洛夫的提法太有上世纪色彩,那么,换成刘恒的说法其实也差不多。刘恒是张艺谋《菊豆》(1990)、《秋菊打官司》(1992)的编剧,也为冯小刚写了《集结号》(2007)剧本。他在新世纪写了好几部主旋律电影,并如此解释为什么会做主旋律电影:“除了征服观众和征服自己以外,我以为一个更大的目的是征服敌人,这个敌人是广义的敌人,包括意识形态的敌人。”因此,一定要用“主旋律”一说的话,我的理解接近米哈伊洛夫和刘恒,也就是说,用文艺征服敌人,用我们的价值观展望世界未来。我对主旋律的定义非常辽阔,上到社会主义,下到人民美食,也就无所谓“真伪”主旋律。比如,我认为《舌尖上的中国I》(2012)就是很好的主旋律片,还有什么比一大蒸笼的黄馍馍,一大碗的牛肉拉面,一只只饱满的饺子更能展现“诚实的劳动”,更能体现“幸福的生活”呢?本質上,所有的影视剧都可以在主旋律的概念里被理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非常关注银幕上的衣食住行。日本电影能在全球抗衡好莱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影视把日本生活仪式化了,日常生活中透露的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传播了日本精神和日本伦理。相比之下,我们银幕上的食物经常很“塑料”,时不时还很浪费,仅就美学而言,就不合格。一盆不能引发食欲的红烧肉,就是对主旋律的一次打击。

《山海情》《觉醒年代》的“破圈”是时代使然

《文化纵横》: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主旋律”。最近这一波主旋律电视剧和之前的主旋律电视剧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依据这些区别,中国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发展可以分成哪几个阶段?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区别?

毛尖:在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脉络里,主旋律电影常常会让人直接联想到革命历史剧、反腐倡廉剧、共克时艰剧等。如果说这是主题先行,是因为它们的主题和结局都是明确的。但从电影学角度来看,这种主题先行又是难度系数最高的,需要高强的电影结构和美学能力,这方面,苏联影视剧确实一直是我们的教材。回到主旋律脉络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大致地说,共和国早期影视,以革命战争片、反特公安片为主,因为那时我们还有认清敌我、肃清敌人的意识形态任务,比如《南征北战》(1952)、《国庆十点钟》(1956)、《红色娘子军》(1961)。接着是样板电影,比如《智取威虎山》(1970)、《红灯记》(1971)、《青松岭》(1974),在认清敌我后,需要强力塑造国家本质和人民主体。因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一批关乎国家记忆的大事记电影,像《开国大典》(1989)、《大决战》系列(1991~1992),以及刚刚提及的红色叙事系列,这些系列包含了重讲革命史的企图。在新世纪,电视剧强力接过国家大叙事,接过上世纪90年代影视的文化企图,重构历史,比如《走向共和》(2003),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势不可挡地走到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中央舞台,银幕屏幕也风云变换。谍战剧全球复兴:美欧澳剧里,大量出现“中国威胁论”,而“永不消逝的电波”也重回我们的银屏,比如《暗算》《潜伏》。因此,如果狭义地理解主旋律,主旋律影视剧也可以看成是“国家作者”行为,因为每部剧的诞生都关联着风声雨声国事天下事。

如果狭义地理解主旋律,主旋律影视剧也可以看成是“国家作者”行为,因为每部剧的诞生都关联着风声雨声国事天下事。

说到“国家作者”,就当下而言,我们真是太迫切需要讲好中国故事。用你的主旋律提法,欧美澳剧的一个当代主旋律就是重新在影视剧中围剿我们。

本文刊登于《文化纵横》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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