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觉醒年代》

新文化运动

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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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大江大河2》《山海情》等主旋律电视剧赢得收视、口碑双收之后，革命历史剧《觉醒年代》也火了。这部呈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创建全过程的电视剧，在网上被年轻观众不断催更，并登上微博热搜。一部主旋律献礼剧能够在大众尤其是年轻人中成为流行“燃剧”，这种意料之外的影响力堪称“破圈”。2021年4月6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围绕《觉醒年代》组织了一场聚谈，本文围绕《觉醒年代》展开的历史观讨论，受益于罗岗、周展安、毛尖、倪文尖、孙晓忠、王锐、林凌、萧武、张炼红等师友的观点。

《觉醒年代》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它对史实是否绝对忠实，而是它以极具艺术表现力的手法，通过场景的还原、人物的行动与思想的讨论，将新文化运动的人物群像，呈现于时代的大思潮中。

《觉醒年代》讲述了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6年，它通过塑造出新文化运动中一群我们耳熟能详的个体形象，呈现了一场完整的思想运动。它不但“活化”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干将的身影，而且，也叙述了新文化运动中那些相对保守的学人是如何思考文化和文明的重建。《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的特点，正在于它是通过塑造新文化运动中代表性人物的形象，还原当时的思想场，处理复杂的历史事件与思想脉络。也许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觉醒年代》略让人觉得单薄，但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对于历史的呈现，不仅留下某种属于大众的历史性痕迹，也在讲述历史的同时创造新的价值观。

《觉醒年代》如何呈现一场思想运动？

正如王奇生在《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一文中指出，《新青年》在当时非但不是什么名刊，反而经历过很长一段惨淡经营的时光。这种状况直至陈独秀来北大任教，《新青年》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之后才有所改变。[1]

但作为大众文化作品，《觉醒年代》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它对史实是否绝对忠实，而是它以极具艺术表现力的手法，通过场景的还原、人物的行动与思想的讨论，将新文化运动的人物群像，呈现于时代的大思潮中。在电视剧中，我们今天称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三股思潮，始终处在动态的角力之中，体现出五四前后政党政治、大众运动和战争条件下文化运动的独特性。

《觉醒年代》大致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再现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在知识分子群像中，“相约建党”的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展现知识分子走向20世纪激进革命的绝对主角，胡适则代表了反对“救亡压倒启蒙”的精英声音，北大及其校长蔡元培在思想场域发挥的作用也被极力渲染，至于黄侃、刘师培则被误归为与辜鸿铭、林纾沆瀣一气的保守复古派。这其中，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工读主义实验被格外突出。在新文化思想场域的外围，则是对北洋政府官员如“辫子军”张勋的漫画式刻画，以及对农民苦难、麻木与工人觉醒等的呈现。

《觉醒年代》对“巴黎和会”的呈现，使新一代观众更直观地意识到世界大战及战后秩序重建对广大亚洲区域的深刻影响，不能再只寄希望于先进者与启蒙者的善意。

作为一部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特点在于它用细致的影像语言，耐心而又细腻地呈现出在五四的大时代背景下，不同思潮的分分合合，清晰地回答了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催生出革命力量。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觉醒年代》较为浓墨重彩呈现的片段。电视剧将国内的行动与“巴黎和会”的进程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在极具运动感镜头的推动下，《觉醒年代》对“巴黎和会”的呈现，使新一代观众更直观地意识到世界大战及战后秩序重建对广大亚洲区域的深刻影响，不能再只寄希望于先进者与启蒙者的善意（如战后初期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对美国和威尔逊总统带来新秩序的热切期待），而应该对帝国主义秩序提出自觉性的挑战。五四运动并非只从属于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运动，也是更广泛的亚非觉醒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浪潮中的组成部分。相比于之前影视剧中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描绘，《觉醒年代》的特殊之处，正是将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思想差异，呈现在这种世界与中国历史的剧烈变动过程中。正是因为它可以从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动态交汇中细腻而丰富地呈现新文化运动，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会由新文化同仁走向分道扬镳——胡适终其一生都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一场文艺复兴，而事实上，五四时期的启蒙，更紧迫的任务是救亡。

《觉醒年代》所呈现的这场思想运动的有趣之处，还体现在如何塑造反对派的形象与如何理解传统文化。这也是这部电视剧经常被人挑毛病的地方。比如，剧中被刻画为守旧派的刘师培，实际上并不那么“守旧”。刘师培的思想相当复杂，他在清末民初以政治立場多变而著名，先是鼓吹排满革命，继而宣扬无政府主义。刘氏时常利用中国古代学术中的乌托邦理想，来阐释自己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德里克也曾指出，晚清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更关注中国广大平民的苦难。[2]而人们印象中小辫长袍遗老形象的辜鸿铭，电视剧中虽然也是这般形象出场，但也强调他“生在南洋，学在东洋”，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其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可能比胡适更为深刻。在辜鸿铭身上，《觉醒年代》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新旧混杂性，他的传统复古思想借鉴自西方保守主义及浪漫主义资源，而他恰恰是以中国传统儒学的逻辑，来表达自己西方化的视角和价值追求。[3]虽说在电视剧中，复古守旧派和新文化派的分歧，往往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调和之下往“和谐”的方向发展，但《觉醒年代》在弥合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的裂缝所做的努力，也让我们看到“新旧”之辨的艰难。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环境在趋新与守旧两端，“新派”亦非泾渭分明，更准确地说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