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内在逻辑》这个题目我本是随便起的，因为当时没来得及深入思考。其实，我想谈观念问题，谈观念对人的侵袭，但人如何在观念之下过着日渐麻木的生活，谈小说如何抵抗观念那个坚固而庞大的堡垒。这些问题，其实和这个题目并不矛盾，我觉得它确实是文学的内在逻辑，或者说文学的责任，也是我们之所以从事文学的意义所在。

我首先想谈一下观念问题。人这个物种其实是观念动物，是非常容易被观念化的。观念这种东西，在我们小说家看来其实是极不可靠的。因为人的脑子是极其脆弱的，心智也容易受到各种各样观念的侵袭。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传销以及邪教，人只要在一个封闭的场景中，被人不断灌输某种观念，就会相信，把它当成真理。人是非常容易被洗脑的。

我们头脑中就有很多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从不追究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比如我们讲到恐怖分子，讲到侵略者时，我们的头脑中自然而然会出现一些画面，一个固定的形象。讲到恐怖分子，我们就会想到一个蒙面圣战士的形象；讲到侵略者，我们会想起那些抗日神剧中的日本鬼子形象；讲到杀人犯，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凶神恶煞的形象。当我们说起这些概念时，我们脑子的反映其实是我们长期教化的结果。这些教化有些来自我们的传统，有些来自新闻的灌输，有些来自政治正确。

小说家不是这样想问题的。小说家总是要质疑这种看似正确的观念，要反思这种概念下的人，进入到个人的地带，当我们进入个人地带时，我们才能发现人之为人的一切。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部电影叫《天堂此时》，故事讲述了巴勒斯坦两个自杀性爆炸者的故事。我们通常把这样的人叫恐怖分子。但小说总是要穿越意识形态，呈现人的真实境遇。当我们接近人的境遇时，我们的判断会变得复杂起来。本片颇有信服力地讲述了萨伊德——本片的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他的爱、尊严和梦想，我们发现作为人的根本价值在他身上都有。他的父亲曾经因叛国罪被巴勒斯坦某组织判处死刑，对萨伊德来说这是他身上一个耻辱的标记，他必须清除这一标记。因此，他加入了该组织，并用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清白，也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重获尊严。作者把一个恐怖分子的故事转换成了关于人的尊严的故事。当我们跟随萨伊德的牺牲之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同情心都落在萨伊德这一边，即使他最后炸死了一车以色列的人。

这就是叙事艺术的力量所在，它总是挑战我们既定的观念和逻辑，让那个看似无比正确的观念、那个在我们脑子里以为真理的意识形态变得可疑起来。

卡尔维诺在《闪灵》里这样描述主人公在某日的瞬间感觉：“我其实一无所知……我以前竟全然未曾觉察，我对所有的东西全盘接受。”我们接受了这世界现存的一切：交通灯、汽车、海报、制服、纪念碑等，以为这一切有着无可撼动的坚固性。可是小说主人公重新用“无知”的眼光打量着这世界既定的一切，在那一瞬间，他似乎发现那个被我们丢失了的另类知识。这篇小说像极了小说这种文体的隐喻，简直是关于小说的天问。这实际上在说，我们人类生活中，我们的观念、现存的秩序，难道这一切天然如此吗？这是小说要干的事，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质疑一切坚固的东西。

人类的脑子里经常有坚固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不能说是错误的。人间有一些事物总要按照一定的伦理展开，这没问题，但在我们写小说时，这些坚固的事物有可能是我们想象人物的障碍。

有一次我在讲课，讲到人类对于杀人犯想象的固化问题时，一个女同学就站起来问我，一个杀人犯怎么可以原谅呢？我说，我在谈的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杀人犯自有法律来处理，我们现在谈的是小说家对人物的想象问题。